“城南韋杜，往天尺五”，這是風行于唐後期長安坊間的一段名言，意為棲身于城南的韋氏和杜氏家族影響力之年夜，間隔天也不外一尺五寸。那么，這個城南的杜氏家族，與我們所熟習的唐代有名詩人、被譽為“鉅細杜”的杜甫、杜牧有關系嗎？這還要從另一位唐代後期的有名詩人杜審言說起。
杜牧《張好好詩》（部分）故宮博物院躲
杜甫像
杜審言的疏狂
初唐是蓬勃向上的汗青時代，唐太宗時代政風清明，汲取隋亡經驗，恢復社會經濟不遺余力，在對外戰事中又多能速勝。上升的國勢也影響到了文壇，使之英才輩出，氣勢雄壯，此中以杜審言最為明顯。
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也是西晉征南年夜將軍杜預的十一世孫。杜預在滅吳的同一戰鬥中奇招頻出，軍事上有稟賦，而疆場之外，更潛心為《年齡左氏傳》作注，其注解不單沒有在歲月的長共享會議室河中埋沒，反而延續到唐初，并被孔穎達支出《五經公理》中。《五經公理》是唐太宗、高宗朝編撰的國度級教科書，具有必定威望性，由此可見，杜預可謂文武全才。而杜審言也繼續了遠祖的才思。
咸亨元年（670），杜審言中進士，從此踏進宦途，歷經隰城縣尉等數職。這些官固然不年夜，但并不影響杜審言的申明在那時的文壇中水漲船高。“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是一個詩人輩出的輝煌時期，杜審言作詩自己層見迭出，但他可以或許在一眾詩人中鋒芒畢露，憑的是小我的貫通與稟賦。杜審言研討了蕭梁以來的宮體詩，他既心儀此中的韻律，又不被南朝那種頹廢的文學氣味所浸染，而是由著本身疏狂的本性，肆意將文采傾灑于內陸的名山年夜川，如在其代表作之一《和晉陵陸丞初春游看》一詩中，所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杜審言的筆下是一片活力盎然的春色，不單陰森氣全無，還奇妙地將六合陰陽變更與萬物特色聯合起來，靈動而活躍。但到開頭處，這一團春意卻掩飾不住詩人持久游宦在外的思鄉之情，于是在這首詩的開頭，杜審言又聳聳肩吟道：“忽聞歌古調，回思欲沾巾”。
杜審言的詩作得好，他也為本身的才思所傾倒，甚至感到屈原和宋玉都瞠乎其後，更不會將同代詩人放在眼里。據《舊唐書》記錄，杜審言與老友蘇滋味同朝為官，彼時蘇滋味為天官侍郎，比杜審言官階高。有一次杜審言為考察官員情形撰寫判語后，高呼“（蘇）滋味必逝世”，引得四周人側目，還認為杜審言又窺測到什么底細，比及氛圍襯托到位了，杜審言才不緊不慢地表現，是由於蘇滋味看到本身寫的“判語”比他好而慚愧逝世。這便又為本身賺取一波影響力。
杜審言的口無遮攔，好友會以為是真性格，但不是一切人城市包涵他的疏狂。杜審言在華夏和關中任職數十載的歲月，不單未能節節高升，反而于圣歷元年（698）因言獲罪，被朝廷下放到江西吉州做從軍司馬。已是人到中年的杜審言不愿吞下這一苦果，持續任由性格馳騁，成果遭人羅織罪名打進逝世牢。而杜審言的兒子杜并更是性格中人，為救父親，竟和讒諂父親之人同回于盡，由此言論年夜嘩，全國人都了解杜家人重視孝道。杜并的逝世不只為杜審言換來了生的盼望，還使其獲得了女皇武則天的親身召見。經過的事況人生年夜起年夜落的杜審言難以從喪子的傷痛中走出來，也收斂起舊日的疏狂。他接收了武則天新的職位，甚至為此還作詩表達感激。
此后，杜審言在武則天的特殊看護下做到了膳部員外郎的高位，這對一個在下層跌爬滾打多年的人實屬來之不易。但沒過多久，親李唐皇室的朝臣趁武則天病危動員宮廷政變，一擊到手，杜審言又因曾受武后提拔被放逐烽州，這又是一次誤傷。在前去邊地途中，杜審言慨嘆“習池景致異，回路滿塵埃”，不知他是在對將來的途徑覺得灰心，仍是委婉表達本身對朝堂政爭的厭倦。但無論若何，杜審言開啟了一個用詩來揮灑本性的浪漫時期。
杜甫何故巨大
杜甫是深以祖父為傲的，一句“吾祖詩冠古”，道不盡杜甫胸中油但是生的驕傲感。杜甫也期許本身可以或許像祖父那樣在科舉場上早早搏出功名，但造化弄人，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第一次餐與加入進士測試就掉利。他自我撫慰落選是常事，游泰山散心，寫下“會當凌盡頂，一覽眾山下”的名句來鼓勵本身。但十多年后的第二次赴京應試，杜甫又因權相李林甫的干涉而名列前茅，這時辰的杜甫曾經過了而立之年，敷衍家庭生涯的柴米油鹽已使其焦頭爛額，但他卻只能把盼望都依靠在向長安顯貴獻詩來換取對方欣賞，進而一展理想，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氣淳”。終極，不懈盡力下，杜甫終于取得了一個在長安管倉庫的從八品官職。
彼時的杜甫或許沉默接收了這種設定，究竟家人隨著本身過了太久苦日子，小兒子甚至為此活活餓逝世。可是，與祖父分歧，杜甫經過的事況了“安史之亂”，這場席卷年夜半個南方的兵變不單打破了唐玄宗的亂世迷夢，也將杜甫辛勞搭建的安泰窩撕個破壞。長安淪陷后，杜甫和家人匆倉促離別，孤身一人往尋覓在靈武繼位的唐肅宗，成果半途被叛軍抓回。虧適當時杜甫人微言輕，沒幾多名望，所以很快趁叛軍保衛忽視逃至肅宗地點地鳳翔，并以左拾遺的成分諫言獻策私密空間。可是，杜甫骨子里不是那種慣于鉆營的人，僅僅是給兵敗的老友房琯說幾句公平話，他就惹惱了天子，差點是以喪失生命，此后唐軍光復長安，天子對這個諫臣再無愛好，干脆將其打發到華州往做司功從軍。
杜甫“致君堯舜上”的途徑似乎走到了止境，但這恰又是杜甫在文學途徑上新的出發點。闊別長安的政治中間雖讓他不克不及實時清楚更多朝堂內情，但卻使他目擊了華夏的蒼生百姓在戰鬥和饑饉搾取下的掙扎，這里面也包含他本身。杜甫曩昔不是沒有寫過諷諫詩，如對唐玄宗以窮兵黷武裝潢功業的不屑——“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兵車行》），但這一次，那些普羅民眾不再是緘默的年夜大都，而是化作替丈夫往服兵役的石壕村老婦、新婚燕爾卻難以長相廝守的麻煩夫妻。假如說以前杜甫是削尖了腦殼為肉食者歌頌亂世，此刻的杜甫倒是只為蒼生說人話。杜甫的詩作是阿誰動蕩年月的紀實文學，這些并不需求什么多余的藝術升華，僅是秉筆挺書，就已讓報酬唐朝底層的際遇而憂傷。而支持起杜甫這種才思的已不再是祖父杜審言的光環，也非純真才思吐露，而是他作為儒者救世的情懷。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期的掉意騷人，仍是化身為心系蒼生的在野政治家，這種在文學與政治之間游走的社會成分成績了杜甫詩作的胸無點墨，也讓他下定決計往江湖流浪。杜甫辭往了官職，和家人整理行囊，踏上了遷移之路，從陜西一路行至四川，并在老友嚴武等人的看護下于成都浣花溪畔筑起了草堂。即使這草堂時不時漏雨，即使暴風會將屋頂的茅草吹到江對岸往廉價了遊玩的孩童，但這種貧寒的生涯，究竟是闊別了戰鬥離亂的。杜甫臨時看不到那些底層人的苦楚了，他或許會覺得些許放松，可是每到雨夜，窗外凄厲的風聲雨聲卻總會把那殘暴的過往拉回他的面前，此時的杜甫心里想的已不再是小我經過的事況的波折，而是要“安得廣廈萬萬間，年夜庇全國冷士俱歡顏”。
杜甫就是如許一小我，本身過得一地雞毛，心里卻一直掛念著千萬萬萬的無名民眾。這也恰是杜甫在文學成績上超出其祖父的重要緣由。
杜牧的“盡力著跡”
杜甫走后近一個世紀，在唐朝文壇上又呈現了一位杜甫的本家詩人杜牧。依照血緣譜系，杜牧與杜甫都有配合的先祖杜預，只是杜甫屬于杜預宗子杜耽的后人，而杜牧則屬杜預少子杜尹一脈。顛末十幾代人傳承，杜甫與杜牧之間的血緣關系已沒有現實意義。
杜牧的祖父是唐王朝有名宰相杜佑，中國汗青上第一部典制體史乘《通典》就是經其手編撰的。作為名臣之后，杜牧的人生比杜審言、杜甫都要幸福得多，本可以直接“躺平”納福，可是青年杜牧沒有選擇這么做，而是一年內兩次中舉，震撼長安教導界。
杜牧并非那種困守書齋的學者，他還熱衷鉆研經世致用的學說，好比他早年的政論文《阿房宮賦》就提綱契領的批評秦人不愛護平易近力招致亡國，看到藩鎮囂張、吐蕃及回鶻襲擾等邊患不竭，杜牧便將軍事作為進修第一要務，并專門注解《孫子兵書》，將其呈遞給權相李德裕，唐王朝澤潞鎮產生叛亂、回鶻內耗擾邊等，杜牧均設身處地思慮題目最優解，并在第一時光上書當朝宰相。
杜牧一腔熱血，“生平五色線，愿補舜衣裳”（《群齋獨酌》）。但政壇中奧妙的派系收集致其報國無門。杜牧曾在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中擔負秘書官一職，深受牛僧孺欣賞，杜牧經綸滿腹，但也好拈花惹草，牛固然清楚卻不禁止，而是黑暗派人維護，杜牧已有“牛黨”之嫌，但牛僧孺恰好是李德裕的逝世敵，是以無論杜牧的提出多么有價值，出于壓抑牛黨的斟酌，身居宰相高位的李德裕也未給青年杜牧發揮拳腳開綠燈。
杜牧終其平生都在尋求出將進相，指導山河，但年夜部門時光卻都在江淮財賦重地游走。弄虛作假，這對杜牧來說也是個不錯的設定。但杜牧心坎卻郁郁不失意，幾次作詩言志，如在秦淮河畔的茶室里聽到水面上飄來悠悠歌舞聲，杜牧沒有沉醉此中，反而吐槽“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牧此舉固然是暗指唐王朝統治者對危機的麻痺，但已展顯露其與杜甫懸殊的創作取向。借使倘使讓杜甫置身這場景中，老杜的筆下能夠表達更多的是對“商女”窮困潦倒，靠賣藝卻受盡人格欺侮的同情之情。
在揚州駐留時代，杜牧不由得又往市井尋歡，但在舞女的歌聲中，杜牧卻再次慨嘆人生的不如意——“十年一覺揚州夢，博得青樓薄幸名”（《遣懷》）。杜牧沒有盡情聲色甚至于損失自我，而是借此來抒發人生不失意的掉落，這既文雅也可貴。家教在《杜秋娘詩》中，杜牧感歎一位年青貌美的男子若何被一個步驟步卷進顯貴政爭博弈的漩渦，終極被就義擯棄。寫著寫著，杜牧卻有些模糊——本身莫非不也是政治斗爭的受益者？在愈演愈烈的牛李黨爭中，他被權相李德裕回為“牛黨”，報國無門。于是杜牧憤然投筆于案，借酒解愁，“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瑜伽場地（《杜秋娘詩》）。
葉嘉瑩師長教師對照盛唐和中唐詩歌的特色時曾有一個說法：“中唐詩人雖成績可不雅，但終難免有一種盡力專心的著跡感”。杜牧的詩中未嘗沒有對底層個別掙扎的描摹，但更多是借書寫別人際遇來澆本身心中塊壘，而杜甫的詩卻能將文學的理性與儒家境德完善融會。這是文學成就的差異，或許也更是人生際遇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