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施蟄存 徐中玉 錢谷融
施蟄存 沈建中 攝
施蟄存（1905—2003），古代派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生于浙江杭州，后遷居上海松江。原名施德普。1926年起，陸續頒發《上元燈》《鳩摩羅什》 《將軍底頭》等小說，1932年主編年夜型文學月刊《古代》。1937年起，赴云南年夜學、廈門年夜學等地任教，1952年后任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傳授，持久努力于中國古典文學、文物考古的研討及本國文學譯介。八十年月出書多部詩文集與研討著作。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學藝術杰出進獻獎”。
“他的興趣是褫奪不完的”
“他是完整憑著興趣生涯的。你褫奪了他的興趣，就等于褫奪了他的性命。但他的興趣是褫奪不完的，你不讓他教書，他就作研討；不許他寫文章，他就往搞碑本。……盡管四周向他投過去的年夜都是白眼，但貳心中自有暖和；眼光所及，也不乏佳麗山川，美麗人物。所以他雖不免時有寂寞之感，卻也頗能優游安閒、自得其樂。”2003年端午節，錢谷融寫下慶祝，送給頓時就要步進一百歲的施蟄存。
“施蟄存完整是一個飄飄揚蕩的年夜少爺。”錢谷融聽同事徐震堮如許先容道。上世紀三十年月，在上海做“亭子間作家”的施蟄存因勸文學青年為語文涵養讀《莊子》《文選》，得了“洋場惡少”的污名。后來，用他本身的話說，即是從反動走向了抄古碑。真正的抄古碑過活要更晚些，但他確切是在三十出頭，即周全轉向書齋。他自述早年熱情于看成家，正預計寫幾個有興趣義的長篇小說，以標志本身的“三十而立”時，抗日戰鬥迸發了：“我的個人工作變了，生涯周遭的狀況變了，文學創作的精力前提和物資前提也都變了。”幾番年夜浪后他清楚過去：“我的創作性命早已在1936年停止了。”在高齡閑居時作成的《浮生雜詠》里，可見他1937年西行途中，行囊里曾經裝上了半懸的句點：“倭氛已見風云變，文士猶為標語爭。海瀆塵囂吾已厭，一肩行李賦西征。”
施蟄存1905年生于杭州，在上海松江長年夜，中學時期便開端學做小說、詩詞。1922年考進杭州之江年夜學，因餐與加入非宗教年夜聯盟被這所教會年夜學解雇，次年進進反動氣味濃重的上海年夜學，兩年后轉到年夜同年夜學，餐與加入五卅活動。1926年轉進震旦年夜學法文班，參加共青團，與同窗戴看舒、劉吶鷗辦刊物、開書店，介入了馮雪峰和魯迅擬定的蘇聯文藝實際叢書的譯介。此時南方反動青年紛紜南下，1929年10月施蟄存在松江成婚時，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一路奉上“多福多壽多男女”的賀詞。他自稱那“是我平生中最浪漫的時代”，也是“這一群文學青年最為意氣風發，彼此之間情感最融洽的時辰”。三十年月，施蟄存遭到東方古代文學中風行的心思剖析、心坎獨白的影響，寫下多篇新潮小說；1932—1934年，主編“中國獨一的純文藝月刊”、采取中心道路的非同人雜志《古代》。1933年4月，在《古代》上犯險頒發別家不敢登的魯迅的戰斗檄文《為了忘記的記念》。10月，與魯迅師長教師產生了讀《莊子》《文選》能否復古逆流的筆仗。1956年，在《吊魯迅師長教師詩并序》中，施蟄存說：“我志在宏文，公意重儒效。” “殊途者同回，百慮者分歧。”
四十年月，施蟄存往云南年夜學、廈門年夜學等地任教。1952年，由滬江年夜學調進華東師年夜。錢谷融與施蟄存同事五十年，能覺出“飄飄揚蕩”句的正確與逼真：“年夜少爺是除了本身的愛好與喜好以外，什么都不以為意的。從概況上看，施師長教師愛好普遍，多所瀏覽；並且無論做什么，他都念念不忘，無不盡心盡力，是以都能有所成績，作出或年夜或小的建樹。但他的心思就只傾瀉在他所喜好和感愛好的事物下面，對于其他的工具，他仿佛置若罔聞，或許套用一句古語，就是‘視同銀河’。”
“飄揚”之人的人生哲學，有時辰比“沉郁”之人的還更沉郁。施蟄存說性命的意義就是要“順天命，活下往，完成一個腳色。”屬蛇的他，說字“蟄存”是“鑒定了我平生的行動守則：蟄以圖存。”
“不做則已，做必有明顯的特性”
施門第代儒生，父親是位坐館的老秀才。辛亥反動后，父親任督學的師范書院暫停，只得“別求棲止”，次年到松江履和襪廠，從事平易近族工商工作。施蟄存自小生涯無憂，年少便熟讀現代詩書，又獲得正軌的古代黌舍教導，十七八歲的時辰，中英文瀏覽及寫作才能已有相當好的基本。在年夜學時期，受五四新文學影響，更得上海地界眼不雅六路的方便，親近東方古代文學，創作上極端前鋒，幾與世界同步。但是文學上早熟的施蟄存說起“治學”，卻稱固然簡直每年每月逐日都在 “治”，可是本身完整無“學”：“由于我小我性格浮躁，沒有耐性，缺少鍥而不舍的精力，再加上生涯前提的不穩固，我治過很多學，可是都只走了兩段路，沒有完成治學的全部旅程……只是一個‘三腳貓’。”還在《唐詩百話·序引》中自述：“我當了四十年的說話文學教員，講堂講授是我的成本行。不會寫研討文章，我能寫的文章，人家讀起來也還像是講堂講授用的講稿。”
不外士林有公論，如老同事徐中玉所說，“蟄存師長教師常識涵養面極廣，凡所著譯，都站得住，有特色，不做則已，做必有明顯的特性。不侈言體系，寫年夜塊文章。……舊體詩詞、白話文、小考據，均言之有據、有理，坦說所見，決不茍同應付，文詞則清爽飄逸，有詩情神韻，一如其人。……記憶力強……舉重若輕。”
施蟄存“三心二意”的範疇之廣讓人嘆為不雅止。選譯過薄伽丘《旬日談》、評介過維吉爾，三十年月“文學青年”時代，著重于瀏覽蘇聯、東歐諸國和美國文學，還曾在周作人、林語堂的影響下熱衷于明人小品文。1937年離開云南年夜學，結識北平失守后云集昆明的大量學者，常一路漫步聊天，還與童年少年時最相知的同窗浦江清重逢。施蟄存自述云南三年“對于我來說，在治學方面深受影響，常識面廣了，眼界開了。”那時他留意云南現代史文獻，且遭到向達的影響，生出敦煌學方面的愛好，校錄了十幾篇變文，并曾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課本教材。之后在廈門年夜學四年，選譯希臘詩和戲劇；用功于《史記》和宋人筆記，抄出兩份材料，一是金石碑版文物，一是詞學評論瑣記。
二十年累積四五百萬字
束縛初期的五六年里，施蟄存前后譯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東歐、北歐及蘇聯小說。這些都是從英法文轉譯的，據他說 “是為出書社效力”。1957年后，施蟄存重回古典文學的場地。這時代，他白日做苦工、挨批斗，早晨就爬上閣樓看書、寫文章，他說本身是“把這種官樣文章當作一種慣常的下班與放工的法式”，也算是“煮字療痛”。煮字的處所“北山樓”，也就是三十年月起棲身的愚園路上三層小樓，先是部門被郵局征用、之后部門又被占，最后縮成了二樓朝北四五平米的小間，放上一只小方桌，屋角還有一只尚在應用的抽水馬桶。棲身空間減少，加之家中嗷嗷待哺的生齒浩繁，施蟄存不得不賣失落聚會場地很多冊本、部門家具，這番縮衣節食，窮年累月下也購買了金石刻文、鼎彝碑版及秦漢古器物銘的各類拓本三千余張，他自編成《北山樓躲碑目》三卷。還從《水經注》中編錄有關石刻，“檢其出處并征舊聞及諸家評論”，考據后寫下按語，到1960年，完成三十萬字的《水經注碑錄》。
施蟄存自述十六七歲時即已喜好唐詩宋詞，但幾十年來，一向把它們看成陶情遣興之用，并不以為是一門學問。六十年月，突然對詞有了新的喜好，覺察還有不少值得研討的題目，而詞話詞論卻未幾，于是他開端以鉆研學術的方式和情感往讀詞集，繕寫歷代詞籍序跋、凡例，成《詞籍序跋萃編》，作為詞學研討材料。1968年，施蟄存還編成《宋花間集》十卷，次年編成《清花間集》十卷，使得藏匿隱晦已久的“花間”傳統，也就是文人世的俗文學，得以再現作風。編選上出新，研討方式上更要別開門路。施蟄存自述：“普通研討詞學都是從文學史著手……而我本身則著重從評述歷代詞人及詞籍作為切進點，主意不宜再用舊的批駁標準，應該汲取東方文論。經由過程讀各類詞集，隨時撰寫讀詞札記，作為研討，不至于做成空泛的實際文章。” “我的第一道研討工序是弄明白很多與詞有關的名詞術語的對的意義。我發明有些詞語，自宋元以來，固然有很多人在文章頂用到，但反應出來的景象，似乎大家對這個詞語的清楚都不雷同。我用了一點考據工夫，把幾十個詞學名詞收拾了一下，以求得對的的概念。”對那些到處頌揚的唐詩，也是同理，宋元明清以來對此中詩意甚至文辭的懂得各不雷同，施蟄存從1978年開端動筆，查核、考據、回嘴，以串講加漫話的情勢，到1985年完成《唐詩百話》，出書后好評如潮。
施蟄存坐在這只蓋上蓋子的馬桶上唸書、寫札記、研討碑版、看年夜張拓片、招待主人。如許的狀態一向延續到八十年月初。但他二十年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筆，積聚了四五百萬字。于是八十歲以后，他的“新著”源源不竭地問世。
“能信達雅者推施氏譯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施蟄存恢回復復興級和薪水，開端招收研討生。他還貫徹了本身的 “三百方針”：出了《唐詩百話》《金石百詠》《唐碑百選》。九十年月初，成了“五百方針”：添上了念念前三分之一人生的舊體詩《浮生百詠》和談文學的是非雜文《文藝百話》。
拈筆而來的雜文里，有鋒利如《匹夫無責論》、幽默如《論老年》，也有群情加指導如《為書嘆息》。文明勃興年月，不免魚龍混淆。寫書、編書的人，印刷、裝訂書的人，都是“做書的人” （book maker），施蟄存擔心做書這項文明藝術日漸闌珊。他歷來是個熱情腸的“做書的人”。1981年起，施蟄存主編華東師年夜中文系的《詞學》集刊十年。集刊組織切磋、挖掘作品，同時追蹤關心海內研討，施蟄存本身擬定每期欄目、組稿、寫補白，本身審稿、校樣。但是，“本身了解愈編愈好，可是訂銷數字卻越來越少，這使我非常悲傷。”時期變更快，叫好不叫座的題目，也呈現在了與上海文藝出書社的海岑配合編成的《本國獨幕劇選》上，到1991年末終于出完六冊。與此同時，耄耋高齡的施蟄存絕不惜力，“同仇敵愾”掌管編纂《中國近代文學年夜系·翻譯文學集》三卷，每集五十萬字。他用一年多時光把近代翻譯文學各方面梳理了一遍，每卷前還寫有編選闡明，“為這套書差點將命也送失落”，1990年關于編成出書。
施蟄存受托編這簡易的翻譯文學集，是由於他身在中國新文學活動的“繁榮市”，熟諳東方古代文學，更精曉譯事。陳左高 《施蟄存二三事》記：“伍蠡甫傳授生前是施老譯述之推重者，曾告知：能信達雅者推施氏譯作。”對于《蓬皮杜傳》《尼日爾史》這兩本施蟄存“文革”后期承接的所有人全體法文譯著，陳左高說：“若干章節難度極年夜，只得由施老執筆全書年夜半，兼仔肩統稿。雖不列名，伍老卻知凡行高雅馴者，必出之施氏手筆也。談次，謂北山行文，句斟字酌，一絲不茍，亦征此公必將臻于遐齡。”
施蟄存以為翻譯要兼達弦外之音。他告知老友周退密，譯文分開原文愈遠愈好；且要從古典文學作品汲取詞匯。但他的主意又比更求“逼真”的傅雷守舊一些。說到浮現詩歌之美的音節、韻法、辭藻、詩意，他以為前三項都屬說話文字，無法翻譯：“我們翻譯本國詩，生怕只能請求最忠誠地譯出其詩意。”是以，他從原文譯英美法比四國的詩，也不憚于從英譯本轉譯其他諸國的詩。六十年月，施蟄存已舞蹈場地經陸續譯出近百首法國象征派詩歌。“文革”起被一次次抄沒。“這是我最費斟酌的譯稿，它們所有的遺掉，使我很是痛心，我不信它們真已撲滅。”八十年月幸有新任總支書記輔助，在文史樓茅廁邊一間堆置乾淨東西的斗室間里找到了包含法國詩的所有的譯稿，合計六個手本。1987年景書《域外詩抄》。施蟄存說，這是他“譯詩經歷的里程碑。如許我的譯詩任務，也從此可以停止了。”
譯詩之外，還有小說。施蟄存平生器重先容強大國度的文學：“我年青時進修法文，是為了觀賞法國文學，但我學英文，卻沒有非私密空間常觀賞英國文學。我是把英文作為橋梁，用英譯原來觀賞東歐文學的。”他譯過波蘭的顯克維支、萊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茲、莫爾那，保加利亞的伊凡·伐佐夫、埃林·彼林、卡拉里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說，還譯過丹麥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長篇小說。他最早從周瘦鵑的《歐美短篇小說叢刊》、《小說月報·強大平易近族文學專號》，還有周作人的《古代小說譯叢》上讀到歐洲諸小國的小說，“年夜都篇幅極短，而又激烈地表示著人生各方面的悲痛情感。這些小說所給我的激動，比任何一個年夜國家的小說所給我的更年夜。”
“老是要做點事的”
年屆八十，施蟄存生了一場開膛破腔的年夜病，于是不再出門，全日坐在家里。但是八十年月突如其來的對所謂“新感到派”作家的挖掘，讓他昔時那 “三個克” （erotic，exotic，grotesque，即色情的、異國情調的、怪奇的）西歐文學的仿作重見天日，人們“像鑒賞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樣，賜與摩挲、評論或仿制”。他急得直呼讓這些作品安眠。
難擋八方來客的熱忱，隨便幽默也歷來“貴賤無欺”的施師長教師，索性關閉北山樓的小門。施師長教師慣常的抽像是一襲睡袍，一支雪茄，坐在起居室、書房、臥室三合一的二樓朝南房間窗前。天天看數種書報的他足不出戶，盡知全國事。煙霧圍繞下，家里溫馨安靜，戴著助聽器的施師長教師神志悠閑，時而談興年夜發。曾有見者驚嘆，九十多歲的白叟有如許美的眼神！
篆刻家陳巨來謂：“其人品文品之高貴，尤瞠乎其後。”施師長教師在廈門年夜學時教過鄭啟五的怙恃，鄭引母親陳兆璋的回想：“對此中一篇描述一個自制自售蘇打餅的老頭的文章，他問我，在我的思惟深處，能否對該老頭的休息有不敷尊敬的處所？”
先生們對他最年夜的印象是同等隨意，沒有架子，但不事冷暄，刀刀見血。并且功課每篇必改，包含標點符號；先生外出來信，他也會當真批閱。潤物無聲的教誨也一樣落在素昧生平的后輩身上。寄書會寫上眉批、夾上簽條，寄雜志會在目次大將請求后輩看的文章用紅筆打勾；對處境堪憂的可造之材，他一直為對方調動謀措施，但誠懇丁寧“成事在天……盼望你照常任務，盡力精進。”還給一個集郵的鄉村先生寄了很多多少年各色郵票。故人如遇坎坷，他必小樹屋定賜與多方輔助。臺灣林玫儀記下施師長教師有一次甚至要她帶一封信給蘇雪林，“他說蘇傳授年事年夜了，不知有無人幫她編文集，他愿意相助，渾然忘記本身亦已年逾九旬了。”
“蟄存師長教師：疇前沒有共享會議室了解您對于人事有這很多關心，在任務上（我說長短寫作的任務）有這很多的熱忱。可是此刻我感到有更多的勇氣往盼望了。您很謙卑的說了一句話：‘老是要做點事的。’這句話，我想我會牢牢記住住。”1940年4月，《至公報》記者楊剛告知經停噴鼻港、同時相助準備給噴鼻港青年講解愛國主義語文課的施蟄存，“假設您的記憶里還留得下一件大事，您當想得起我也是受過您激勵的很多人之一。”
如先生陳曉芬所說，施師長教師“既不會著意做出高傲，也不會著意顯出謙恭平易。” “固然從未在黌舍擔負過行政職務，但他以本身的方法，表達著他對黌舍、系以及學科扶植的高度義務。如其一向為人，他的義務感源自心坎深處，表示在天然而然中，表示在不時刻刻。”對于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來說，施蟄存師長教師是“支柱和基石般的穩固原因”。
施蟄存暮年愛好回想渡過童年少年時期的松江，還愛好回想西行三年里有山川風景、舊雨新知的云南。2002年，他對高興地要給他慶賀百歲誕辰的李歐梵說：“一百歲對我毫有意義！我是廿世紀的人，我的時期曾經曩昔了。”這首1938年他在昆明翠湖邊吟得的詩，則像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頁非要害幀：夕陽高柳靜生煙，魚躍鴉翻各一天。萬水千山來略坐，此身何處不是緣。
施蟄存在青年與中年時期用“無相庵”作書齋名，不外他并不信佛，只是“文人禪”。無人相，亦無我相，這般篤定清通，所以安坐北山樓，所以飄揚過萬水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