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犖師長教師 （1913-1986）
《中國汗青年夜辭典》（以下簡稱《年夜辭典》）自1982年上海的分卷主編會議做出詳細出書安排以來，停頓不小。尤其是1983年末，第一個分卷《史學史》的問世，給其他分卷以宏大的鼓舞和敦促。
《年夜辭典》的《魏晉南北朝史》（以下簡稱《魏晉卷》）的兩位主編是胡守為與楊廷福。胡守為生于1929年，結業于嶺南年夜學（中山年夜學的前身）汗青系，五十年月受中山年夜黌舍方委派，擔負史學泰斗陳寅恪的學術助手，八十年月初，接收《年夜辭典》編輯處之聘，出任《魏晉卷》的主編時，年方五十一歲，職稱仍是副傳授。而楊廷福生于1920年，比胡守為年長九歲。楊廷福曾進學有名的無錫國立專迷信校，1945年結業于復旦年夜學中文系。1957年“丁酉之災”時，被劃為“左派”，持久為上海教導學院汗青系的編外之氓。但他不甘沉溺，反而加倍砥礪向學。破壞“四人幫”之后，終于穎脫而出，一叫驚人地頒發了一系列唐律與唐代社會文明史的論文，名動國內外，因此被破格晉陞為正傳授。
在胡守為、楊廷福兩位主編的掌管下，《魏晉卷》于1982年及1983年在上海與黃山召開了兩次編委會議，商討了樣稿，交通了應用詞典編製撰稿的領會，于是便有了在青島召開第三次編委會議的動議。但此時傳來了楊廷福患肺癌在滬不幸往世的兇信，這是《魏晉卷》的一年夜喪失，千斤重任將由胡守為統率的編委們承當起來了。
選擇青島作為《魏晉卷》第三次編委會定稿之地是有深意的。青島瀕臨黃海，四時天氣惱人，更主要的是治標段汗青的“亞圣”王仲犖仍在山東年夜學絳帳授徒。胡守為經由過程本卷編委、在山年夜執教的鄭佩鑫請王仲老撥冗審讀了部門稿子，請他前來頒發卓識，用胡守為的話來說就是“為我們壯膽”！
王仲犖那時年已七十一歲，“矍鑠哉是翁也”，他思想清楚，反映靈敏。當他了解我是上海詞典出書社的編纂，頓時說：“羅竹風同道那里來的。”羅竹風開國初是山東年夜學的軍代表，五十年月調任上海出書局局長。后來由於一篇群情編纂應是雜家的文章而罹禍。此事在上海出書界傳播甚廣。王仲老的一語就拉近了我和他的間隔，話題就多私密空間了起來。
那天早晨，王仲犖談興甚濃，一口余姚鄉音夾帶上海腔的藍青官話，滾滾不停，妙趣橫生。我是上海人，聽來感到動聽親熱，毫在理解窒礙。同座的粵人胡守為、林亞杰，贛人萬繩楠似乎亦無不解之處，真曲直盡其妙。
話題是從唐史學會開端的。唐共享空間史學會成立于1980年，眾看所回，大師分歧推薦唐長孺為會長，王仲犖、史念海等為副會長。唐代是中國汗青上的亂世，萬眾注視。學會成立時就認定以唐這面年夜旗直通古今，號令四方。但是學會成員各有術業專攻，有的自己就專注于唐史，乃得其所哉，如陳寅恪的傳人汪篯，他的門生胡㦸，被世人推薦為學會的秘書長，名實相符。也有兼治魏晉與隋唐史者，如武漢年夜學三至九世紀研討所的學者朱雷、陳國燦等，他們是“兩門抱”，高低連接溝通，當然也息事寧人，愿意接收唐史的涵蓋統帥。甚至新興的穿插學科的敦煌學者也自動請求掛靠于唐史學會門下。但是有些學者只搞魏晉，至少上溯秦漢，但不再進唐史範疇，如田余慶、高敏等，以“唐史”涵蓋就有些委曲了。所以這些學者醞變成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
王仲犖并不同意標新立異之舉，他對胡守為說：魏晉和隋唐，“在寅恪師長教師那里是不分的”。即兩段汗青本為中古史的延續，那時聞此語的胡守為點頭贊成。王仲老接著說，此刻你們要成立魏晉史學會，“唐師長教師不妥會長，我也不妥會長。你們必定要有領頭人，可以往找繆鉞師長教師，年高德劭”。繆鉞是四川年夜學先輩學者，兼通文史，他在三聯書店出書的《讀史存稿》，對魏晉文史諸節多有精妙的論述。王仲老不支撐另立山頭，但也不否決公道的多元化補臺舉動，由於現實也證實唐史學會不克不及包辦一切。如1983年，學會預備出書會員論文集刊，何茲全遞交了《關于現代史的幾個實際題目》一文。何師長教師是魏晉封建論的健將，此文是他對所保持的分期說的長篇申論，卻被集刊編纂以不在唐史論題范圍內而退了稿。何師長教師遂將論文另寄《汗青研討》，很快就在1984年的第一期上註銷了。所以王仲老感歎地說：“茲全同道的文章你不要，你要誰的文章？”言詞之中包含了對編纂機械處理的批駁。
話題又轉到往年王仲犖應邀往japan(日本)講學一事上。日方給應邀的學者以講學報答。王仲犖說起在japan(日本)的免稅商舖，“我傾囊一切買了一臺空調”。由於濟南不比青島，地處內陸，炎天很熱，連續日子又長。王仲老為本身的揮金如土而有些自得，他很想藉此加速本身“名山工作”的進度！可是當夜聊天停止，離別王仲老出得門來時，胡守為卻雜色地告知我：“這個空調耗電量很年夜，電費很高，當著他（指王仲老）的面欠好說破，掃了他的興。”青島會議時的1984年，距今不外四十年光景，王仲犖是山年夜的二級傳授，那時月薪三百二十元，又時有稿酬，但胡守為竟然為王仲犖可否蒙受空調高電費而擔心，這里更多的是中國蒼生“富起來”前后的心態上的宏大轉變。
越日早餐，聽王仲老說，昨夜聊天后，由於已過十一時，飯店停供熱水，他便洗了個涼水澡，我們都敬佩他的健碩。他又說，萬繩楠帶來的六安瓜片茶葉很好，噴鼻釅醇口，但喝了夜里睡不結壯。畢竟是茶葉之故，仍是面晤友人高興呢，大師也沒在意。
上午的會議由胡守為掌管。他起首悼念了剛往世不久的楊廷福師長教師，鼓勵諸君發奮盡力，早日完玉成書的出書，以告慰楊師長教師泉下英魂。接著是《年夜辭典》副總編吳澤講話。吳澤很善于辭令，能高高在上捉住聽者的心思預期。況且此刻他與楊翼驤主編的《史學史》曾經以《年夜辭典》的第一部門卷出書了，這使他措辭更有底氣。他不無自得地先容起《史學史》選目、撰稿、三審、讀樣經過歷程中的甘苦得掉，歷歷如繪，活潑動人。多年后，同來的胡守為的助手林亞杰還能回想起吳澤講話的臉色神志與說話作風，可見印象之深。但合法此時，隔座的王仲犖卻收回了稍微而有節拍的鼾聲，顯然由於昨夜沒睡好所致。這時一室中最為局促不安的是鄭佩鑫，但是又不克不及眾目睽睽之下越座往推醒他。幸而一分多鐘后王仲老本身醒了，而吳澤還在意猶未盡地持續他的講話，并未發覺。
接著即是王仲犖談他讀了本卷稿子后的感言。王老開宗明義地說，稿子總體東西的品質不錯，大師應當有信念在此基本上搞下往。本卷汗青因朝代政權頻仍更迭，官制、兵制及其他典章軌制多有變更，不免收詞增多，這是無益于讀者祛疑釋難需求的，我們作者不用搖動。王仲老的一番話尤其使與會的貴州年夜學作者王新邦備受鼓舞。王新邦曾受黌舍調派，往山東年夜學進修一年有余，旦夕請益于王仲老門下。此次撰寫北朝典制條目，尤受害于王仲老新著《北周六典》的助力。會議氛圍很好，相互商討斟酌，也有嚴厲的指名批駁，大師均有收獲不小，不虛此行之感。
下戰書的議程姑且有了轉變，由於特邀的攝影師有便為大師在海邊棧橋等景點攝影紀念。今世表們散步到海邊時，王仲老已先到了，他招徠了一個冷飲攤點，給每位代表人手一份青島特點的年夜雪糕。這在八十年月後期，也是不小的手筆了，算是王仲老這位長者對大師辛苦任務的一種慰勉吧。
攝影停止回來時，王仲老乘暇專門對我說：“我拜托你一件事。”我聽了忙說：“不敢當！請王師長教師囑咐。”本來他的斷代史專著《魏晉南北朝史》于1980年在上海國民出書社發行后，年夜得學界同仁好評，被譽為斷代史著中的精品。王瑜伽場地仲老對義務編纂林燁卿的各種處置手腕，包含史料的征引、版式的變更、註釋與注釋相互照顧等等均很是滿足，曾親筆寫信向林燁卿稱謝。林燁卿是上海出書界汗青編纂中的優良代表。他生于1921年，小王仲犖八歲，持久編纂汗青讀物。除了王仲老的《魏晉南北朝史》，還有楊寬的《戰國史》以及后來的《西周史》等，均經他之手推向國內外，取得很高的名譽。此時王仲犖的《隋唐五代史》曾經殺青交稿，與前書《魏晉南朝史》相似，仍請求直排繁體。他傳聞林燁卿已過“六十而耳順”之年，能夠退休，由年青的女編纂張美娣接辦。王老了解，人生到花甲之年，可以或許享用榮休是一年夜幸事，應當向林燁卿表現慶祝。他更了解分寸，沒有權力干涉出書社的營業設定，他跟新任責編張美娣沒有接觸，談不上有任何不信賴的來由。他只是盼望本身器重《隋唐五代史》的心境能為社引導知曉懂得。
我從青島返滬后即與上海國民出書社聯絡接觸，林燁卿師長教師不在社，接德律風的恰是張美娣，言談中我感到到這是個爽直敏捷的女性。我向她先容了王仲老的關心和等待，她承諾即向社引導報告請示。僅過兩天，張密斯便來電告知我，社引導已批准特事特辦，請林燁卿與她兩人配合擔負《隋唐五代史》的義務編纂。我遂向王仲老連發兩封信，稟告工作顛末。他很快就給我回了信說：“迭奉二信，至感廑注。”表現安心了。最后他還非常客套地署上“弟王仲犖”。我了解這個“弟”字是新式手札中的自謙之稱，但畢竟使我這個后生小子有不安之感。
在青島和王仲老一別之后，我原來認為相識趣會良多。尤其是1984年下半年，中山年夜學的譚世保以劃一學力考取了王仲犖的博士研討生，每年冷寒假期，均須途經上海往濟南，會晤不難，信息通順。王仲老的其他博士生袁剛、齊勇鋒、齊濤、傅克輝等我也很熟習，時有往還，王仲老的舉措常聽他們說起。但是世事究竟難以逆料，1986年上半年，忽然傳來王仲老因心臟病爆發而遽然在世的凶訊，令人難以相信！后來聽譚世保面告，事發當日并無征兆，一室博士門生環侍擺佈，王老興趣盎然地講述汗青掌故，心臟之疾驟然爆發，急送病院而挽救有效。恰是天妒賢才，不與壽數，剎那之間，竟成永訣！
魏晉南北朝史的研討，自陳寅恪“以啟山林”之后，賢者輩出。但群雄皆奉唐長孺為祭酒牛耳而極力模仿。五十年月始，王仲犖頭角嶄露，結果漸多，尤其是八十年月兩種斷代史專著的出書（1961年出書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是《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的前身），魏晉學界遂有“唐一王二”的美稱。“文革”中期，中華書局受命籌組學者點校“二十四史”。唐長孺擔任“北朝四史”，王仲犖擔任“南朝五史”，中華書局的同仁因此戲稱“南王北唐”。這本是一句戲語，王仲犖聞后卻年夜為不安。他說：“唐師長教師的學問勝犖百倍！”意為王不敢僭居唐之前也。固然王仲犖之語亦有自謙的成分，但他尊唐崇唐的心境是真摯的，為學界世人所知。
八十年月，王仲犖招收的五六位博士生進學后，有人感到似乎“唐一王二”的趨向能夠會轉變。尤其是彼時唐師長教師雙目已幾近掉明，天天只能靠先生“唸書”給他聽，供他辨別排比思考，如暮年的陳寅恪倚仗助手黃萱那樣。而王仲犖壯碩如初，靈敏如故，勤懇如昨，逐日成稿均在二三千字之數。假以時日，此滯彼長，積習沉舟，“唐一王二”莫非不會起變更么？
從概況看，若僅僅盤算兩人著作的品種與字數等，王仲犖是不亞于唐長孺的。尤其是兩部斷代史以及八十年月《北周六典》《北周地輿志》的出講座場地書，字數已遠超唐長孺了。此次青島會議時，我聽鄭佩鑫說，京派的一些“年夜佬”對王氏的斷代史是不進高眼的，認為這是展敘史事，如同呂思勉舊日舊著。直到兩部北周之書出來，王氏才算“站住了”。可是鄭佩鑫不知，即便兩部北周之書出書，那些人仍漫不經心，以為不見剖析功力之深奧。
五十年月三聯書店出書了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與《續編》，唐氏寄書給陳寅恪懇求指教，陳師長教師復函云：“寅恪于時賢之文多不敢茍同，然獨誦尊作輒為心服。”除了對那時學者的批駁外，對唐長孺的論文是紛歧般的獎掖，無怪唐氏在史學界享有這般高的盛譽。以后唐長孺還出書了《拾遺》《山居存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等論著，年夜多均在陳寅恪在世之后，但行文作風與程度則一以貫之地堅持著，所以唐氏是無愧于陳寅恪之后，本段汗青研討的執盟主之人物。唐長孺（1911-1994）比王仲犖（1913-1986）早生兩年，又晚逝八年，陽壽前后共多了十年。只是學問思慮的深度未必與性命的長度同等，即便王氏沒有早逝的不測，生怕也有力轉變“唐一王二”的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