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學者論研治《禮記》之方式
作者：楊阿敏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玄月初七日丙午
耶穌2024年10月9日
《禮記》是西漢戴圣所編選的一部書，取材廣泛，來源紛歧，全書編次錯雜，并無完全嚴密的體系。初學讀之，不免難免茫無頭緒。是以，有需要清楚《禮記》的性質。對此問題，平易近國時期的學者認識基礎分歧。劉咸炘《治記緒論》認為《禮記》“乃孔門徒裔積世相傳，述錄師說之書。先師后師，遞有增益，不出一手，為體不純，故其稱為《記》百三十一篇。以近時語質言之，謂之儒家叢書則清楚矣”。梁啟超亦以為“《禮記》為儒家者流一年夜叢書，內容所函頗復雜”（《禮記內容之剖析》）。呂思勉則指出了《禮記》內容之來源：“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裒集經傳以外之書之稱，其后則凡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為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蒙記之名矣。”（《經子解題》）
一 分類研讀法
《禮記》取材既雜，歷來研讀《禮包養甜心網記》者，多加以分類。《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一種是只就《禮記》進行分類，一種是綜合三禮或它書進行分類。“劉向分為軌制、通論、明堂陰陽、世子法、子法、喪服、祭奠、吉禮、吉事等類。吳澄撰《禮記纂言》，于《年夜學》《中庸》及遺經與釋經之記而外，分為通禮、喪禮、祭禮、通論等類。任啟運撰《禮記章句》，分為統宗、明倫、敬身、立政、五禮、論禮、論樂、通論等類。此皆專就本記分類者也。他如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主，劉宗周之以《禮記》合《家語》《四書》，皆非條理《禮記》之處死。”（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
劉咸炘在《治記緒論》中詳細討論了自劉向以來對《禮記》篇章進行分類的諸家之得掉，他認為“既知其體例為叢書，則篇章當理”，在上述按篇分類之外，進一個步驟討論了打破《禮記》原有篇章，以類相從的做法，他稱之為“理章”。關于理篇與理章之優劣得掉，劉咸炘指出：“理者，為之次序遞次包養意思也。理篇者始于劉向，理章者始于孫炎。專理篇，無割裂之掉，而難免疏略。篇中之混雜，不克不及皆清。兼理章，有了了之效，而難免繁碎，一篇之年夜體，反有所害。理章之本，誠便于學者之檢閱，然記篇之零條湊包養網VIP集者，或常意圖為之貫穿，可發微義。欲加裁整，難精而易掉。且零條湊集，當移正者固自無多。如《坊》《表》諸篇，不睬亦可。故古人之理篇者，多于理章，亦較善于理章。”
後人是若何理章的？《治記緒論》論包養合約述道：“曹魏時孫炎注《禮記》三十卷，始改舊本，以類比擬。見唐張說《駁類禮議》，其篇次已不成考。觀其卷數分歧，殆有分并。后馬伷、葉遵逮有刪修，見元行沖《釋疑》。《釋疑》云馬伷增革，向逾百篇，則已裁破舊篇，非如劉氏之僅以篇分類矣。唐魏征因炎所修，加倍整比，為《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刪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書成躲秘府。至玄宗時，命元行沖集學者撰《義疏》五十五卷，將列學官。張說駁奏，謂與先儒第乘章句隔絕，未可行用，遂罷。行沖恚而作《釋疑》一篇，其篇次亦不包養女人成考矣。”清代沈元滄撰《禮記類編》三十卷亦屬理章之作：“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節。”（《四庫全書總目》）
對于後人理篇與理章的結果，劉咸炘以為包養網車馬費皆有缺乏之處，遂以己意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從頭分類。一種分類是以年夜戴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除重二篇，加《孝經》一篇為基礎，別的一種是就《禮記》從頭分為五類，具體計劃見《治記緒論》。錢基博撰《禮記約纂》則選取了十八篇加以分類，其序云：“得所謂通論者三，曰《禮運》《禮器》《中庸》；論學者二，曰《學記》《年夜學》；原樂者一，曰《樂記》；記軌制者三，曰《曲禮》《內則》《王制》；記賓嘉禮者四，曰《昏義》《鄉飲酒義》《射義》《投壺》；記喪禮者三，曰《檀弓》《問喪》《三年問》；記祭禮者二，《祭法》《祭義》，都十八篇，而以其雜出漢儒所記，一篇之中，錯雜不倫，不得不節取為教，非敢上擬尼父之刪訂，以蹈戾于僭圣也。”梁啟超也提出研討《禮記》當運用分類纂鈔的辦法：“當知《禮記》是一部亂雜的叢書，欲理清端倪，最好是分包養網VIP類纂鈔，比較研討，略如唐魏征《類禮》、元吳澄《禮記纂言》、清江永《禮書綱目》之例。”（《讀禮記法》）蔡介平易近在《研討禮記之方式》一文中提出的分類法則衝破了傳統的藩籬，按照杜威十進分類法進行，他提出可以分紅如下十個方面，不過沒有列出具體內容：
（一）總部：禮之總論。
（二）哲學：論孝、鬼神、宇宙等。（三）宗教：論禮俗等。
（四）社會科學：論政令、軌制等。（五）語言文字學：名稱、方言、諺語等。
（六）天然科：地理、月令等。
（七）應用科學：論器物、飲食、庖治法等。
（八）藝術：論美術、音樂等。
（九）文學：《檀弓》《儒行》《禮運》等篇文章。
（十）史地：論地輿、史事、社會現象等。
蔡介平易近包養妹的分類方式雖新，不過也可視為理章之法。主流意見是贊同分類的，其間也有反對的聲音。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云：“惟專就本記分類，亦何不難。以《禮記》原非整齊劃一之書，不唯合數篇為一類不盡適宜。即一篇之中，亦往往有非一義可包者，不如不分。使學者讀其書而自得之之為愈也。”認為理篇與理章都無法做到盡善盡美，沒有需要往分。以上所述，重要包養站長是從研討《禮記》的層面著眼，若為通俗閱讀計，則分類還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惟其書沉重且干燥無味者過半，勢不克不及以全讀。”李源澄所批評的分類之弊可以暫時疏忽。梁啟超從“以常識或修養應用為目標而讀《禮記》者”的需求出發，對《禮記》各篇加以分類：
第一等，《年夜學》《中庸》《學記》《樂記》《禮運》《王制》；
第二等，《經解》《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年夜傳》《禮器》之一部門、《祭義》之一部門；
第三等，《曲禮》之一部門、《月令》《檀弓》之一部門；
第四等，其他。
他還提醒了閱讀的輕重順序：“吾愿學者于第一等諸篇精讀，第二、三等摘讀，第四等或竟不讀可也。”年夜圓《讀禮記法》一文也是從普通閱讀出發，提出分二類鈔讀的辦法，一是全錄：“如《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包養金額《緇衣》《三年問》《儒行》《年夜學》《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此二十四者，或研核一理，或研核眾義，文章整齊，略可全讀。”二是摘錄：“就其余二十五篇中，分五類摘鈔：一格言，二論說，三正名，四行包養網dcard儀，五軌制。”結合了理篇與理章之法。
梁啟超與年夜圓都列出了《禮記》中的一些主要篇目，在閱讀這些完全的篇章時，有一個主要的方式不成忽視，那就是分章法。二人列舉的《年夜學》《中庸》朱子曾作章句，《年夜學章句》將全文分為經一章，傳十章：“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后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成以其近而忽之也。”《中庸章句》分全文為三十三章。明代黃道周《儒行集傳》分為十七章。清代姜兆錫撰《禮記章義》十卷，“是書年夜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其義，故曰章義”（《包養意思四庫全書總目》）。分章可使全篇綱舉目張，端倪清楚，便于掌握。是以，這一做法也獲得平易近國學者的繼承。方竑《讀祭義》認為“本篇辭文繁富，義理淵邃，細讀之條理脈絡，秩台灣包養網然可尋”，將全篇分為十二節。唐武功則發表了《禮記祭義篇分章法》，分《祭義》為十四章，文章列出了各章起止，并概述了各章年夜義。
二 義理、考據、詞章
《四庫全書總目》論治《禮記》之法時，提出“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的原則。而清代學者治《禮記》，多從事考據任務，罕言義理。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云：“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察一字，累數千言不克不及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缺乏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師長教師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成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在漢學的環境中，以文學的視角研治《禮記》，更不被視為治經之正路。本日研討《包養行情禮記》固不用存此偏見，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成偏廢。以下分而述之。
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清代經學昌明，新疏輩出。惟《禮記》一書，說經之家，罕能努力。蓋清儒所持，訓詁為優，《詩》《書》《儀禮》《周官》，為其所善。若《公》《谷》專明條例，《禮記》多言義理，則其術窮也。”指出考證之學在研討《禮記》上的缺點。清儒以為必由考據方能發明經義。但是，事實并非這般，考據的結果并紛歧定指向明禮之義。《禮記》多言義理，也是平易近國時期眾多學者的共識。劉咸炘認為《禮記》為儒門年夜義包養條件之總，孔子以后，漢武以前，儒家年夜義總匯于此。是以，研討《禮記》當以義理為主。
呂思勉論治《禮記》之法亦重視明其義：“禮源于俗，不求變俗，隨時而異，隨地而殊；欲舉全國所行之禮，概行制訂，非唯勢有包養心得不克不及，抑亦事可不用。故治禮所貴，全在能明其義。能明其義，則禮之所無，可以義起，原不用盡備其篇章。……禮之節文，不成行于后世，而其道理則今古皆同。后世言禮之說，所以迂闊難行；必欲行之，即難免徒滋紛擾者，即以拘泥節文故。故本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為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包養留言板則轉視為注腳，為欲明其義，乃考其事耳。”（《經子解題》）禮書所載禮制在現代已不克不及完整通行實踐，何況本日，所以固執先包養合約秦禮制實無需要，只需能根究禮之真精力，則可結合時代需求制訂出更合適現代社會的禮節。
“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而亦未敢盡略其制包養網推薦。蓋名物度數，不成以空談測也。”《四庫全書總目》區分漢儒與包養情婦宋包養平台儒研討禮學的差異，強調的重心還是在于漢儒的考證之法。以考據之法治《禮記》，必定水平上可視為以經作史讀。通過考據，可以明了當時的社會情況：“禮源于俗，故讀古禮，最可考見當時社會情況。《禮經》十七篇，皆全國之達禮，尤為可貴。如冠、昏、喪、祭之禮，可考親族關系、宗教崇奉；射、鄉、朝、聘之禮，可考政治軌制，交際情況是也。而宮室、船車、衣服、飲食等，尤為切于平易近誕辰用之事。后世史家，記載亦罕，在現代則以與《禮經》相關故，鉤考者眾，事轉易明。尤治史學者所宜究心矣。”（呂思勉《經子解題》）不過，《禮記》文本能否真實記錄了歷史狀況也值得留意，這直接關系到考據的結果能否靠得住。龔向農《禮記鄭氏義疏敘例》認為《禮記》所述事實等于寓言，分歧于史書的實錄：
五經傳記及諸子書，凡述事實，等于寓言，藉以證禮制，明義理罷了，非若作史者人皆有據，事必征實也。周秦古籍，無慮皆然，漢儒著書，尚沿此例。若劉包養金額向《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年代牴觸，姓名錯互，劉子玄氏屢肆詆呵。不知子政所敘，列在儒家，本非紀事之史。又先秦以往，尚無專史，學者傳述古事，各記所聞，自多歧出，志古久包養一個月價錢遠，考信末由。況前人敘事成文，非簿領賬籍，詳則累言包養俱樂部而不繁，略則一字而非簡，毀譽極情，而或過其實，抑揚肆意，而故甚其詞，此雖良史紀事容亦有之（《史記》《漢書》尚多此類），必銖寸以求合，反為前人所笑。《記》中述事，蓋多此類。《檀弓》一篇尤后儒所疑怪，拘考證者，則辯其事不實；說義理者，又病其詞之不醇，皆未知前人著作之體、文章之法者也。
這是從事考據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梁啟超在《禮記之價值》中也提示研討台灣包養者，《禮記》中的虞夏商周軌制，年夜率皆儒家推測之辭，不成輕易認為歷史事實。當然此中也有真實存在的成分。各篇所記“子曰”也不用盡認為孔子之言。
現存從詞章角度解讀《禮記》的著作，較早的為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批點檀弓》二卷：“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礦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范》，依托為之。”（《四庫全書總目》）《檀弓》篇在明清兩代，“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為有資于八比”（《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孫濩孫《檀弓論文》二卷：“是書專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復綴以總評，亦附注其文義。其凡例謂《檀弓》無益舉業，凡制義中鉅細題格式法令無一不備。是為時文而設，非詁經之書也。”（《四庫全書總目》）陳壽祺認為五經之中，《周易》《尚書》《詩經》的文字均不成學，只要《左傳》《禮記》適宜詞章之學。而人徒知左氏為文章開山祖師，不知《禮記》文章之美：“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但是生，哀樂之感浡但是不克不及自已，則文辭之精也。學者沈浸于是，茍得其一端，則抒而為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某嘗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
呂思勉在《論讀經之法》中指出讀經之法有數種，此中之一為“因欲研討文學，而從事于讀經者”。他還論述了文學與經書之間的關系：“蓋文甜心寶貝包養網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后世言語之本源。故不知最古之書者，于后人文字，亦必不克不及真解。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但文學之為物，不重在逝世法，而貴能領略其美包養甜心網。”對眾人只知《左傳》富有文學顏色而忽視《禮記》表現批評，高度確定了《禮記》的文學成績。
錢基博本以集部之學名聞全國，其研討《禮記》也不忘闡發《禮記》之文學成績，《禮記約纂敘》云：
“博文質無底，然治此書，于文字不敢不致龂龂，其年夜端有三：一曰選字造句之妙；二曰關鍵筋節之法；三曰謀篇命意之要。而圈點則取裁桐城姚鼐本者為多，以其于字文精微有深契處也。”這完整是文學家欣賞《禮記》的方式。
三 互證法
在分類以及從義理、考據、詞章的角度往研討《禮記》之外，平易近國學者在研討《禮記》時所用的互證法，也值得學習借鑒。所謂互證，可以從兩個層面懂得：
一是文獻互證法，運用分歧典籍中與《禮記》記載雷同或類似的篇章進行互證。如李源甜心花園澄《讀明堂位校記》一文：“惟此篇自‘七年，致政成王’以前，多同《逸周書·明堂篇》，略有增損先后之異罷了。以《逸周書·明堂篇》校《小戴·明堂位》，《小戴·明堂》故《逸周書·明堂》之跡，猶昭然著明。凡《小戴·明堂》有所增損者，輒掉其本意，故知《小戴·明堂》，確取材于《周書·明堂》，其能否《明堂陰陽》之一篇，則未敢斷言。”通過校讀，發現《禮記·明堂位》存在顛倒順序、增損詞句、變易詞句諸多問題，也使得一些意義不明，懂得掉誤的處所獲得正解。《禮記》篇章與它書類似之處不止此篇，如《儒行》篇亦見于《孔子家語》，《哀公問》亦見于《年夜戴禮記》。又《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諸篇皆《儀禮》之傳，當與《儀禮》合讀。
二是經義互證法。如龔權《孟子旁通禮記考》，此處節選一例：“《坊記篇》孔子曰：‘正人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孟子》士非謂貧章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即辭貴不辭賤是也。辭富居貧，即辭富不辭貧是也。”模仿此文，我們還可以進一個步驟考索《禮記》與其他經書在義理上的關系。通過比較《禮記》與諸經台灣包養網在義理上的異同，于雷同之處可以見出《禮記》所述合適儒家精力，祛除一些歷史上構成的成見。如《儒行》一篇，被宋儒視為非孔子之言，不合適不偏不倚，全無義理。章太炎即曾舉例證明《儒行》有與《論語》相合之處。其后，徐仁甫《儒行年夜義述》論證了“孔子子貢所稱諸賢與《儒行》合”，《儒行》與《論語》《中庸》《孟子》《荀子》合，通過大批包養條件例證無力駁斥了歷代對《儒行》的不實偏見。
20世紀上半葉，東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被大批譯介到中國，是以，在《禮記》的研討中也出現了新動向。蔡介平易近《研討禮記之方式》一文在“科學之研討”部門提出批評的研討：“所謂批評者，即對于《禮記》釋禮之說，以社會學或平易近族學之目光，予以公道之批評與研討。”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書了李安宅著《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討》，分“語言”“物質文明”“知識”“宗教與儀式”“社會組織”“政治”等章。運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研討《禮記》，這一趨勢在本日已經蔚包養站長為年夜觀。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