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家先賢奉祀型家族的天生與擴張
作者：賀晏然（東南年夜學歷史學系副傳授）
來源：《孔子研討》2024年第3期
摘要：明清時期儒家先賢奉祀逐漸獲得中心朝廷的重視，陸續設置五經博士和奉祀生承擔先賢奉祀職責。此前重要集中于山東的先賢奉祀，隨著清初奉祀生的大批增置而擴展到山東以外的區域。在此過程中，處所家族通過對奉祀軌制規定的祠與譜的構建，重塑先賢后裔成分，構成了一批儒家“奉祀型家族”。以江南為代表的這類家族呈現出與以衍圣公府為焦點的山東有差的奉祀結構，也形成了背靠衍圣公府的奉祀族裔和處所族支之間多元的競合關系。考核清代儒家先賢奉祀軌制發展過程中“奉祀型家族”的發展過程，有助于懂得儒學社會化在清代政治環境中的發展路徑，關涉家族、衍圣公府、各級官府和中心朝廷的儒家先賢奉祀的活態也可由此得以呈現。
引言
儒家祠廟系統是中心朝廷文教政策的表征，自孔子逝后歷代持續擴張。唐代以后，孔廟先賢先儒從祀軌制逐漸構成，至明清，孔廟兩廡的奉祀序列漸趨穩定。【1】此中可稱為先賢者包含四配、十二哲、孔孟門人和宋代的幾位年夜儒，如朱熹、二程、周敦頤、張載、邵雍等【2】。雖然賢儒在孔廟奉祀結構中彼此依存，但總體而言先賢的位置略高于先儒，這些先賢也是明清時期各級當局授予奉祀頭銜的焦點群體。儒家先賢除在孔廟，在處所專祠、鄉賢祠或家祠中也多被奉祀。明代以前，先賢處所奉祀限于私家或處所官府的參與，奉祀展開的情勢各異。明景泰年間，朝廷開始重視處所的儒家奉祀活動，逐漸樹立了以明日裔奉祠為特征的儒家先賢奉祀軌制，衍圣公府、處所當局、禮部、吏部都曾參與奉祀后裔的確認任務。晚明已經構成了關于先賢后裔揀選和認定的年夜致法式，相關軌制在清雍正初年臻于完美，以五經博士和奉祀生為代表的奉祀后裔被納進中心朝廷的治理。【3】
中心朝廷認定的先賢奉祀后裔包含五經博士和奉祀生兩個層次。五經博士位置較高，清代為正八品【4】，在孔門十二哲及曾子、孟子、朱子等的后裔中均曾設置。略低的奉祀生是生員的一種特別形態【5】，包含上述幾家的分支及大批的孔門門生后裔。基于明代設立五經博士的經驗，清初增設奉祀生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風氣漸開，人數疾速上升。嘉慶《學政全書》所載先賢先儒奉祀生額已達七百余。【6】五經博士與奉祀生俱可世襲。一旦列名奉祀后裔，即可欠亨過考試而獲職，享用優免賦役等候遇，還可以官祠的名義獲得祭田祭銀等官方支撐。奉祀后裔題請由此落實抵家族實利，家族化成為清代先賢奉祀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特點。家族與朝廷奉祀軌制之間親密一起配合，一類以先賢奉祀為焦點的儒家“奉祀型家族”急劇涌現【7】。
儒家先賢除少數出生南邊外，重要集中在山東及鄰近南方地區。明代除了南孔和朱熹、周敦頤后裔，未見對南邊奉祀后裔的認定。清代以后，山東以外奉祀家族的擴張改寫了明代以來的格式。以《年夜清會典》等所載各省奉祀生名額觀之，清代南邊地區的祀生人數漸成規模，僅江蘇一地便達到了除山東外南方諸省的總和。南邊“奉祀型家族”的涌現與晚明以來家族復興和清朝政治發展相伴生，構成了南北差異化的發展形式和區域間的競合關系。本文基于軌制史和家族史結合的路徑，盼望呈現清代這類儒家“奉祀型家族”的構筑和變遷過程，以細化此前對明清奉祀生軌制史的懂得【8】。
一、明清儒家先賢奉祀的樹立與擴展
儒家先賢奉祀在明代逐漸進進中心朝廷的視野。在此之前，南邊雖然有泰伯、言子等傳統的處所儒家代表人物，但除此之外儒家先賢遺跡并不顯見。南宋名儒孫應時（1154—1206）在任常熟知縣時，曾為當地先賢言子立祠作贊，感嘆“孔氏以來千六百祀，年夜江以南，遺跡能幾？”【9】可見直到南宋早期，南邊跟儒家先賢有關的遺跡還非常罕見。明代初設五經博士承襲奉祀時，也體現出南北分布的極端差異。除了南孔和朱熹等少數設于南邊，絕年夜多數均在儒家腹地山東。這一傳統奉祀格式的維護由朝廷的充補政策、士人的儒脈觀念等支撐，直至清初方遭到新朝奉祀生政策和家族復興的挑戰。
包養網單次（一）先賢奉祀的原鄉原則
明景泰間始為圣賢后裔設置五經博士，可是從設置對象到方法都經歷了長期的探索過程。圣賢家鄉因常為祠、墓地點，在奉祀活動中享有自然的優先性。但隨著先賢后裔的遷徙，在原鄉尋找后裔的盡力經常流于無功。怎樣將遠遷的族裔與在地的奉祀職責統一，是儒家先賢奉祀軌制樹立過程中的主要議題。原鄉奉祀在此過程中成為儒家先賢奉祀的主要原則。最早牽涉這一議題的是山東嘉祥的曾子奉祀，此后隨著張載、邵雍奉祀與處所理學復興的結合，原鄉奉祀又與儒脈傳承相結合，被賦予血脈和道統的雙重意義，從晚明一向延續到清代。
與此前五經博士設立過程中后裔來源了了的情況分歧，明代曾子族裔式微，朝廷久尋不得。山東、江西、浙江等地均曾尋訪曾子后裔。禮部最終選擇了生涯在江西的曾參五十七代孫曾質粹（1492—1560)【10】，詔徙山東兗州府嘉祥縣奉祀宗圣祠墓【11】。曾質粹除了譜系清楚，最主要的優點在于愿意遷徙回鄉【12】，與擁有嫡派成分但不樂遠遷的后裔構成對比。吏部尚書嚴嵩（1480—1567）在為曾質粹求取五經博士頭銜時便道台灣包養：“但曾輝之后見今有曾嵩、曾袞兄弟二人，雖皆文行修飭，各稱生長南邊，不樂北徙。則曾耀之后，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彼處提學官查勘譜系清楚，鄉族其推，既無別項違礙情由，起送前來。”【13】曾氏五經博士設置過程說明由包養網VIP遷徙意愿所代表的奉祀職責和家族倫理超出了對嫡派血脈的請求，成為揀選奉祀后裔主要的考量內容之一。通過曾子奉祀一事，儒家圣賢奉祀后裔的揀選構成了更為明確的原鄉原則，是此后儒家先賢奉祀強調祠廟地點的依據【14】。
稍后，張載、邵雍奉祀的重建顯示了道統重振對原鄉奉祀的助推感化。呂妙芬的研討指出張載后裔獲封五經博士的過程摻雜了處所儒學復興的思惟佈景。明中葉以后，關中張載祠祀隨關中理學的重建而興盛，在積極構建關中理學脈絡的馮從吾（1556—1627）等人支撐下，張載后裔重回關中故鄉鳳翔，為處所士人重建張載奉祀供給了基礎【15】。鳳翔知府沈自彰就曾點出張載后裔回歸與奉祀活動開展的關系：“二程、周子、朱子之后則世襲博士，藉冠裳以光俎豆，僥國恩以榮奕葉。而張子之后則猶未沾，蓋緣其五世孫以功食邑于灤，從此世為灤人，而陜中無考，故莫有為之。”【16】天啟二年（1622）仲春，朝廷“準張子十四世孫生員張文運五經博士世襲”【17】。在提振關學的佈景下，張載后裔回歸故鄉的過程不僅是對奉祀政策的回應，也是文士應用先賢符號進行學脈建設的需求。
與曾子和張載類似，邵雍后裔也因回歸原鄉得以承擔奉祀并繼承學脈。正德十一年（1516），年夜學士洛陽人劉健（1433—1526）在為洛陽邵雍后裔撰文時，就曾感嘆“成化中，溥之裔著名仁者，授伊藩審理，自浙官洛陽，嘻！道果南乎哉！道果南乎哉？文運又中興矣。”【18】對劉健來說，隨著邵雍后裔回歸南方，邵雍奉祀才具有傳承儒脈、拯救文運的現實意義。萬歷、天啟間，丘兆麟（1572—1629）等為邵雍后裔求取五經博士的議論數現。崇禎三年（1630）六月，河南巡按吳甡（1589—1670）請為在洛的邵雍后裔設立五經博士，“以宋儒邵雍比程顥程頤例，授世襲五經博士，準其二十七代明日孫邵繼祖承襲以奉雍祀，部覆從之”【19】。吳甡的題請體現了在地官員的自覺，他由二程奉祀出發，將邵雍與二程推為儒學正宗，樹立了由孔孟至于伊洛的儒學脈絡【20】，與張載奉祀樹立過程中處所士年夜夫的學脈論頗類似。邵雍后裔第一任五經博士邵繼祖是當地儒學訓導，其父邵南是郡庠生，僅為通俗的讀書人，但在吳甡眼中對傳承當地理學意義嚴重，即所謂“雍后賢而可錄”者。崇禎五年（1632）八月，“準宋儒程顥、邵雍明日派程佳瑛、邵繼祖子程接道、邵養醇俱襲五經博士，以佳瑛、繼祖奉旨世襲未及拜爵身死也”【21】。吳甡所希冀的二程與邵雍同塑處所儒脈的愿看終于達成。
明代五經博士設立過程顯示執政廷的奉祀職守和處所學脈建構的協力下，原鄉奉祀成為主要的原則。這一原鄉傳統清初再次被落實到奉祀軌制中。雍正二年（1724）規定僅有先賢祠宇處才幹設立奉祀，并對隔省題請充補的行為嚴加管控【22】。《學政全書》記錄的清代題請增設奉祀后裔被駁的案例中，反復倡導“舊址奉祀”，杜絕“隔省充補”。【23】明末清初尤侗（1618—1704）在為崇明樊氏族譜作序時，即曾說起樊遲南方族裔不明的狀況，“其介在齊魯者，寧闕以待考焉”【24】。乾隆四十八年（1783），山東學政趙佑（1727—1800）在得知孔門門生有子奉祀遠設于崇明時，更嚴厲批評原鄉官員不作為：“孔氏則世公而諸博士之總領也，方且舍近而遠求之青州，甚又求之江南，迷離輾轉，幾何其不掉之冒且濫！”【25】此后，趙佑又反復在肥城尋求有子后裔，終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將有子奉祀迎歸南方。儒家士年夜夫對先賢奉祀的原鄉情結由此可見。
（二）奉祀生設置與“奉祀型家族”的增長
原鄉奉祀原則自清初逐漸松動，各地奉祀家族急劇涌現。除了以經濟、文明佈景來解釋儒家奉祀活動的轉移【26】，這一現象更直接的緣由是清廷對奉祀生的廣泛設置。賢儒奉祀后裔原非中心朝廷所把持，情勢上較為松散。“奉祀生之設，始不過由衍圣公及處所年夜吏揀選充補，給冠服、奉祠墓罷了。”【27】自明代設立五經博士，即由中心朝廷把持呈請法式和人數，“自改用部照，遂有定員”【28】。朝廷大批給照增設奉祀生，則是清初方出現的現象。【29】清朝樹立后，通過與以江南士人為代表的士年夜夫群體的博弈建構“年夜一統”意識形態【30】，奉祀生作為五經博士的主要補充，是新朝推廣文明懷柔政策的途徑之一。
此外，奉祀成分帶來的家族好處推動了奉祀軌制與家族發展戰略的結合。明代五經博士初興時便展現出對家族經濟發展的助益。幾乎一切的五經博士府都獲得宅地、祭田、廟戶等賞賜，在奉祀活動中處所當局還能夠供給經濟支撐。明嘉靖年間設立五經博士的曾子后裔和清乾隆年間設立五經博士的有子后裔，均是依附奉祀成分由底層的貧平易近一躍而成鄉賢【31】。除了經濟益處，科舉好處也是賢裔關心地點。衍圣公府基于四氏學【32】、官制【33】和朝覲關系對顏、曾、孟等圣裔家族的垂問咨詢人自不用說。乾隆五十年（1785）后，奉祀生中獲準參加臨雍年夜典的，可以直接成為監生。南邊言子、有子等家族均曾據此而登上科舉捷甜心花園徑，這對業儒家族來說是尤為主要的輔助。深諳奉祀軌制益處的南北家族于清初題請不斷，在重要依附家族氣力呈請奉祀的南邊地區表現尤著。
隨著晚明以降家族的復興，原鄉以外持先賢后裔認同的家族日增。上述曾子、邵雍的例子便可見眉目。明代由南向北回遷的曾子奉祀到了清代又以南邊家族的擴張收場。除在山東五經博士家族支撐下江西、安徽等地陸續增置曾子祀生，湖南的奉祀后裔更一度成為南邊曾子后裔審定的官方代表。【34】本在洛陽的邵雍奉祀，清代以后也逐漸轉向江南，在江蘇宜興和浙江常山均設立了禮部認證的邵雍祀生。【35】此外，還有大批未能進進國家奉祀生名單的先賢后裔，在處所社會的影響亦不容小覷，如以朱熹、張載為文明符號的家族奉祀活動在南邊多地持續顯現。
清乾隆年間，奉祀生泛化現象達到岑嶺，打破原鄉原則的“南北”敘事頻繁出現在家族史中。常熟言子后裔在康熙駕幸江南時，就反復強調樹立南邊儒脈對朝政的助益。36乾隆年間崇明有子后裔為題請奉祀，講述了由北南遷、重建正統的過程。【37】孔後輩子任不齊祀生設于山東濟寧，但在南邊任氏家族的敘事中他被描寫為類似言子的南邊儒學代表【38】。范淶《澹臺先賢祠重建記》強調了孔門門生澹臺滅明南游的意義，作為豫章澹臺墓祠成立的基礎。【39】顧承為清代同里任子祠所作傳記中，也有“吳有言子，楚有任子，實為南邊儒學之宗”的說法【40】。任子的“楚”雖有南北兩種分歧的解讀，但出現在顧承傳記中的記錄顯然是盼望凸顯任子南邊后裔的正統位置。對先賢的追溯也滲透到處所儒脈敘事中。處所督撫學政時而助修祠廟、題請奉祀，將先賢敘事進一個步驟納進地區傳統。同治年間李鴻章（1823—1901）為江南貢院撰碑時便稱：“茅、蔣以東，具區、洮滆之野，泰伯、仲雍、季札、言子之遺風存焉，溫文而爾雅。”【41】他將言子等先賢與江南學脈相承接，恰是家族史血脈敘事的變體。
由此可見，明清以來的儒家先賢奉祀是朝廷奉祀軌制和家族戰略的合流，奉祀家族在各地的涌現是這一過程的結果。在明代先賢后裔長期包養初設階段，基于儒家先賢的歷史活動范圍、奉祀軌制和士年夜夫的道統思惟，原鄉奉祀都是最正確和經濟的選擇。但隨著新朝政治需乞降家族氣力的發展，先賢奉祀年夜規模擴展，奉祀家族與官方之間的互利渠道越發多元。這些圍繞先賢奉祀而展開的“奉祀型家族”是朝廷崇儒政策下達、處所家族上升的渠道。處所的奉祀活動逐漸融進新朝的政治框架中，這一過程也助推了儒家奉祀的多維擴展和長期延續。【42】
二、祠與譜：“奉祀型家族”的發展
清廷對奉祀后裔的認定標準以雍正二年詔令的表述最為確切：“果系先賢明日裔，建有祠宇，將本生履歷造冊咨部，銷毀原給印照，換給禮部印照，其冒濫者剷除。”【43】這一詔令被視為清代儒家先賢奉祀軌制確台灣包養立的標志，明確了奉祀后裔設置最為主要的兩個條件：祠宇和譜系。先賢后裔家族汲取晚明以來的奉祀經驗，圍繞題請增設祀生而敏捷展開了祠宇建築、族譜編撰等活動。同年還曾論及奉祀后裔考選法式，“翰林院五經博士有主祭守祠、榜樣族人之責，嗣后應將應襲博士之人年十五以上者，咨送禮部考試，假如文理通順，注冊備案，令衍圣公題請承襲，由禮部覆議，吏部給札”【44】。雍正包養網心得初年的政策強化了中心朝廷在奉祀后裔設置過程中的權威，也為處所家族題請奉祀供給了明確的標準。
（一）再造賢祠
設有奉祀生的祭奠空間普通是先賢專祠。為了便于求取奉祀，祠廟空間常取材于既有建筑，如家廟、墓葬、書院、宅院等【45】。此中以家廟最為多見。崇明有子奉祀在很長時間內僅是存放在居所內的畫像，族人“敬奉先賢像于寢堂”【46】，后因題請奉祀的需求才不斷遷建。常熟言子奉祀的主要建筑為縣東家廟，本是承襲奉祀的常sd包養熟言氏大批的家祠，相較于遭到處所社會支撐的文廟言子祠，長期被忽視，但因求設奉祀生再度遭到家族的重視【47】。江陰施子祠在處所文獻中被列為私祀，與處所家廟并列，處所文士甚至不知家廟的官方化經歷。【48】同在江陰的奚子祠在康熙年間重建后，祠中供奉神主，從先賢起到巽字輩止，實際上同時兼有先賢專祠和奚氏家祠的效能【49，】《江陰縣志》甚至直呼其為“奚氏家祠”【50】。賢祠與家祠的融會一方面體現了家族在奉祀設立過程中的焦點腳色，同時也展現了祠廟作為奉祀條件被靈活構筑的能夠。
家族為了滿足奉祀政策的請求，對奉祀建筑的托名現象頻生。以無錫宋村朱熹奉祀為例：無錫金匱縣設有“朱子嵩山書院祀生一名”【51】，但此建筑其實并未真正建成，而是對祭奠廟宇嵩山寺的借用。清乾隆以降，宋村朱氏編輯的數版族譜都記錄了承襲奉祀一事，并將奉祀生系于白擔山朱子祠之下。【52】乾隆五十三年（1788）錢年夜章為族譜所撰序文中稱朱子祠奉祀始于乾隆三年（1738）奉祀生朱繼發。【53】但《無錫金匱縣志》則隱沒包養價格了朱子祠設立奉祀生這一主要政治事務，且將重興宋村朱氏的關鍵人物由朱繼發變為族人朱紹修【54】。金匱人浦起龍（1679—1762）為朱紹修所作《宋村朱氏重建文公像祠記》為這段舊事供給清楚釋。由浦起龍的記錄可知在清乾隆九年（1744）朱紹建築立專祠前，距離白擔山缺乏三里的嵩山寺一向是家族祭奠場所。【55】是以，在朱繼發承襲奉祀的乾隆三年朱子奉祀應仍在嵩山寺中，而并無嵩山書院的存在。朱繼發苦于當地并無朱子專祠，為了承襲奉祀的需求虛構了“書院”之名。這一由嵩山寺假托的地名，可以掩飾晦氣于先賢祀生承襲的釋教佈景，更合適奉祀軌制的請求。嵩山書院的個案是寺觀祭祖傳統依儒家奉祀軌制扭轉的縮影。【56】
先賢奉祀依托祠廟的請求，助推了清代家廟、墓葬、書院、宅院等景觀的祠廟化。如乾隆年間依附廣設奉祀展開家族建設的言子后裔，將文學書院、墓園、故居均做了祠廟化改革。雍正年間，五經博士言德堅重建言子文學書院后，唯有承擔祭奠效能的言子祠和莞爾堂被保存。到了咸豐十年（1860），只要祭奠建筑言子祠獨存，書院的祭奠效能顯然超出了其教導效能。言子故居中“有司置木主而釋奠焉”，因得設祀生。衍圣公孔傳鐸為言氏恢復故居而作的記文中，寄看于言氏后裔能夠使家宅奉祀持續不絕。【57】類似的如舞雩臺崇德書院，僅《孔府檔案》中有清雍正、嘉慶年間選補祀生的記錄。其實書院從未樹立，不過是假托以設奉祀罷了。【58】是以孔繼汾（1725—1786）才會在考訂奉祀書院時感歎：“書院者，本為年齡講學而設也。今祠廟雖肅，而弦誦之聲無聞，戾厥旨矣！”【59】
清初共同奉祀政策而生的祭奠空間，求設祀生的目標更為明確。相關建筑多始于康乾間，在雍正二年（1724）奉祀請求明確后，祠廟的建設愈加高漲，并在乾隆後期達到飛騰。江陰奚子祠建于康熙年間，是江南較早的賢祠，由清初江陰奚氏經濟才能較強的族支新立，依靠于奚子祠的奉祀生不久后“遵例咨部給照”【60】。崇明有子后裔家族記錄承襲奉祀過程的碑文中，建祠和設立祀生也是親密關聯的。乾隆三年專祠建成，乾隆六年即獲奉祀生成分【61】。新興“奉祀型家族”對朝廷奉祀政策的敏銳由此可見。
（二）重訂家譜
儒家先賢多年深代久，先賢后裔家族幾乎無法自證明日裔，重要依附對血脈的重構尋求正統成分。族譜是論證過程中最主要的證據，也是題請奉祀時必須呈遞給官方的憑證。題請增設奉祀后裔與族譜的編纂緊密關聯。如江陰奚氏稱族譜為“南渡宋進士世炎公所遺世譜，以容葴公為鼻祖”【62】，奚氏恰是因為這部族譜才幹證實奚子后裔成分，咨部承襲奉祀生。在奉祀成分確立后，編撰家譜也是慣常的步驟。崇明郁氏在獲得奉祀成分后，即編撰《魯國郡譜》，以鞏固其有子后裔成分。湖南寧鄉曾氏在光緒年間爭取曾子奉祀后裔成分的過程中，也曾借助重建向來由南方五經博士家族掌管的家族志《宗圣志》，重塑南邊家族的源流。【63】
奉祀家族深知譜系建構乃爭取正統的關鍵。與虛擬祠廟建筑類似，先賢譜系也有虛構以逢迎奉祀請求者。崇明有子后裔的改郁為有姓是此中的顯例。崇明郁氏族史載“廿傳祖諱察，避難加邑，志郁郎包養妹之舊也。”64以解釋有、郁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無論是族內或族外，都曾出現對郁氏奉祀資格的質疑。《崇明縣志》婉言“（郁柄）兄子廷模冒先賢有子裔。”【65】曾任崇明縣令的査岐昌（1713—1761）亦對郁氏自稱有子后裔表現不滿：“彼譜所言有姓因封邑郁夷加邑，更屬無稽，況既云魏時加邑，又云封郁夷加邑，何舛錯乎？”【66】乾隆年間禮部尚書彭元瑞（1731—1803），曾于乾隆三十六（1771）至三十九年（1774）出任江蘇學政，也表現從未聽說過崇明還有有子后裔。他認為所謂有子祖居郁郎，包養站長本是郁姓、郎姓兩姓所居，與有子無關，懷疑崇明有氏實為郁氏所改。【67】郁氏確也改寫了族譜《魯國郡譜》中年夜德五年（1301）陳繹曾、永樂十七年（1419）薄充實序。如薄充實原序中稱郁氏“今斷自唐太子校書郎諱圓者，由高平就其子之養于蘇之官邸，以江淮騷亂，遂家于蘇，迄今計之凡得一十八世，垂六百余年矣”【68】。《魯國郡譜》徑改為：“今斷自先賢若，就其師之教于魯之闕里，遂家于魯，迄今計之凡得六十三世，垂一千八百余年矣。”【69】以使崇明郁氏接續于有子之下，達到重構賢裔的目標。【70】這類虛構的譜系在清初奉祀家族中并不鮮見。
這些被改寫的家族記憶此后曾長期保存在處所家族史中。晚清江南的郁氏家族，尤其是經歷了句容至崇明遷徙路線的家族，傾向于接收崇明奉祀生一支構建的晉漢以上傳承脈絡，將先賢有子作為家族的開端，如金山郁氏【71】、嘉定郁氏等【72】。崇明郁氏清初的奉祀生經歷對加強族裔的有子后裔認同有強烈的推動感化。又如任氏后裔，乾隆年間蘇州諸生任兆麟重建《任氏宗譜》時，便借濟寧任氏的奉祀成分為同里祭奠傳統供給政治支撐【73】。此外，清代無錫、如皋、海鹽、揚州等地的任氏均曾通過族譜纂修和祠廟建設，向先賢奉祀政策的話語框架靠攏。【74】這類家譜重視搜集先賢事跡，構成了聚集先賢世系、奉祀經歷、優免政策、朝廷敕令等內容的家譜編纂范式。
綜上，清初以來新興儒家“奉祀型家族”敏銳地捕獲到奉祀軌制的祠、譜請求，展開先賢奉祀專祠建設和家譜重訂，期盼獲授世襲的先賢奉祀后裔資格，這一風潮在乾隆後期達到頂峰。在此過程中，構成書院、家宅等建筑的祠廟化、南北對應的敘事形式、托名虛構祠、譜等特別的現象。這類以祠、譜建設為焦點的“奉祀型家族”可以視為清代處所家族的一種特別形態，首獲奉祀成分的族人常被視為家族中興的關鍵人物【75】，設有祀生的族支或可富集更多家族資源。先賢成分通過祠、譜與家族記憶捆綁，長久地留在處所家族的建設邏輯中。
三、南北競合：“奉祀型家族”的興衰
南北競合的北重要是指儒家腹地、衍圣公府地點的山東。先賢多屬孔門門生，出生和活動的區域集中在山東及鄰近的南方地區，宋儒除朱熹、周敦頤，其余也多活動于南方。衍圣公府與山東官府在儒家先賢包養軟體奉祀活動中表現活躍，這不僅與前文所述的原鄉奉祀傳統有關，也是衍圣公府職權地點。故山東以外的奉祀家族與南包養網單次方家族的發展佈景、方法實有差異。乾隆中期以前，衍圣公府對南北先賢奉祀另有必定治理權。乾隆三十二年（1767），衍圣公孔昭煥“以空缺札付委及孔繼兗帶至江南，覓人填給”，形成“外籍無稽之人，濫與其選”，孔昭煥是以被交部嚴加議處。【76】此后，“山東奉祀生，令衍圣公會同該撫學政，詳選頂補。其直隸、江南、浙江、河南、湖南、四川六省奉祀生，令各該督撫會同學政詳查明台灣包養網日派子孫頂補”【77】。衍圣公府職權收縮使山東以外的祀生開始進一個步驟依賴處所和家族氣力展開活動。
（一）衍圣公府的職權變遷
乾隆以前的先賢奉祀年夜約呈現以衍圣公府為焦點的金字塔結構。雍正二年（1724）規定，“嗣后設立奉祀生，關涉衍圣公者，令衍圣公會同該撫、學臣按例査核，報部換照”【78】。即便是在衍圣公權力遭到把持的乾隆中后期，山東奉祀生仍由衍圣公會同該撫學政詳選頂補。【79】衍圣公府與在地奉祀家族樹立了復雜的政治、經濟和姻親關系，由孔氏族支漸及四配、十二哲和賢儒后裔。清代奉祀生的泛化更曾使這一結構擴展到更廣泛的先賢后裔家族。衍圣公府通過題請奉祀、核對族譜、祀生進監等，對南北奉祀家族的滲透不容忽視。
衍圣公府對孔氏族支的輻射自不用說。以江陰孔垕后裔為例。康熙中，族人將本身系于孔子后裔并依托衍圣公府展開家族建設。【80】衍圣公府參與孔垕家族的治理、族長錄用和各支奉祀者的揀選，將衍圣公府的權力網絡推及南邊的旁支，江陰孔氏圣賢后裔的成分自覺與衍圣公府的活動關系親密。【81】依附衍圣公府的支撐，江陰孔氏一度自認是可與衢州、句容相頡頏的南邊孔子后裔的代表【82】，甚至獲得了超越額定數目標奉祀生之設。南邊的顏、孟、曾家族，也廣泛受害于衍圣公與各氏五經博士之間的權力關系。清代曾氏木塘祠、懷寧祠、舒城祠、上蔡祠等都是六十八代五經博士曾興烈請設。【83】直到湖南寧鄉曾氏的出現，祀生設立才脫離五經博士府的絕對影響。但即使這般，寧鄉曾氏仍然樂于在五經博士家族的框架中尋求本身的正統位置。另如湖南長沙的顏子奉祀、江蘇武進的孟子奉祀都與五經博士家族的權力輻射親密相關。
先賢家族與衍圣公府雖不及四配家族內部普通緊密，但也以諸多途徑得利于衍圣公府衍生的權力。如常熟言子祠在五經博士言德堅的掌管下重建后，就邀請六十七世衍圣公孔傳鐸（1673—1732）作記，包養網推薦為這一新恢復的儒家祭奠空間的正統性背書。【84】此后從乾隆三年到咸豐三年，奉祀生族支多人因跟隨衍圣公參與臨雍年夜典而獲得監生的成分。【85】崇明的有子后裔在清初承襲奉祀期間，也曾跟隨衍圣公參加臨雍年夜典，監生有紹熊的成分即由此獲得。
總體而言，衍圣公府對南邊的奉祀家族的影響雖不如南方深刻，但依然是清初先賢奉祀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原因。這是以衍圣公府為焦點的權力結構在處所社會的反應。但隨著衍圣公府對奉祀生揀選的權力被集中在山東省內【86】，家族逐漸成為南邊先賢奉祀建設的更主要氣力。這類新興“奉祀型家族”不僅敏銳地察覺到祠、譜等政策請求台灣包養，同時善于調集家族經濟和交誼的資源，顯示出比傳統奉祀家族更為多元的發展戰略。
（二）南邊家族的發展特點
以衍圣公府為焦點的圣賢奉祀結構在乾隆后期，一方面遭到“奉祀型家族”和處所官府氣力的挑戰，另一方面也隨山東圣賢家族的式微而收縮。《宗圣志》便曾說起因貧不克辦，“今山東圣賢后裔奉祀生請領部照者絕少”【87】。加之乾隆間衍圣公府的權力遭到進一個步驟把持，南邊先賢后裔家族與衍圣公府的關系漸行漸遠。最遲在乾隆末年，南包養管道邊已構成了多個獨立發展且內部緊密依存的先賢奉祀區域，如江蘇常熟、武進、江陰、蕭縣和安徽安慶、宿州等。【88】
當地的姻親關系是樹立奉祀成分的主要途徑。南邊最主要的五經博士家族常熟言氏即曾成為處所家族爭取奉祀的依附。朱熹后裔就曾通過與言氏五經博士家族聯姻，獲得祀生資格。五經博士言鈞是言、朱兩包養網站姓聯姻的起點，言鈞娶了宋村朱氏洋尖榮字分支的近支洋尖貴字分支二十九世朱謙光的女兒89；洋尖榮字分支奉祀生朱繼發子朱璉娶了言鈞的長女【90】。朱氏最終在衍圣公府支撐下獲得奉祀生頭銜應與言家的幫助有關，使名不見經傳的朱氏小宗獲得了成為鄉賢的能夠。這些姻親關系被詳細地記錄在朱氏宗譜之中，成為奉祀生族支引以為榮的資本。
相較于山東奉祀家族，族支經濟狀況對南邊家族的影響顯著。江陰奚子祠的樹立，實不以嫡派為主導，而是由富饒的族支擔任建祠的重要任務。康熙四十二年（1703），“養源公奚銳支盛丁繁，因起建祠之議”【91】。康熙五十二年（1713），該支子孫邀匠估工，樹立祠屋，共花費銀千余兩。【92】專祠擁有祭田九十畝，由四南公支下的四房輪流經管，以確保祠祭能持續進行。無錫金匱朱熹奉祀也是商業家族運作的結果。金匱縣宋朱子嵩山書院奉祀生朱繼發就是以經商起身，顧棟高（1679—1759）所作《紫陽奉祀生朱君傳》中反復襯著朱繼發樂善好施的儒商抽像，以便將家族商業佈景與文公傳統相連接。【93】同在金匱的朱子錫山書院也是安徽人汪漋（1669—1742）擔任浙江學政時應徽商所請而設，長期為僑居無錫的徽商一切。【94】謝賜履（1661—1727）《錫山紫陽書院碑記》載：“徽人士之隸商籍而僑居于錫者咸來就試，拔其尤列門生員，又懼其逐于聲利而忘詩書之教，乃因元人溪山第一遺址鳩眾庀葺，妥朱子神位此中而使夫門生往肄業焉。”【95】錫山書院的奉祀活動天然也是由支撐書院復興的徽商所把持。清代湘潭顏子奉祀也落進經濟才能較強的族支。奉祀生顏懷寶父顏崇漢（1741—1823）周貧濟急，樂善不疲；伯父顏崇青持家有道、營謀得宜。【96】家族的經濟才能成為奉祀資格傳承的保證，也使得儒家先賢文明與家族的商業佈景時而產生齟齬。平易近國九年（1920），江陰奚氏邵敷公便說起奚家后代不重名聲，尋求好處，轉行從商的現象，認為這是對家族奉祀傳統的褻瀆。【97】這顯示了奉祀家族內部的儒商沖突包養金額包養留言板，也可見維持奉祀所需常使那些擁有商業佈景的族支得以凸顯。
相較于山東奉祀家族的原鄉優勢，南邊家族依托當地先賢構成了新的區域性網絡，其經濟才能可以有用應對“各衙門需費”【98】，與山東家族重要背靠衍圣公府和山東官府的發展形式構成差異。在某些儒學氛圍恬澹的南邊區域，儒家奉祀若非循著家族文明的脈絡與處所社會的政經環境相調適，很難想見清代蓬勃之勢。南北家族依循分歧的發展路徑，在隨即出現的南北奉祀家族爭奪正統的過程中彼此一起配合與競爭。
（三）南北奉祀家族的競爭
乾隆以后，伴隨衍圣公府對南邊先賢祀生的管控減弱，各地督撫學政對奉祀生治理權上升。區域之間職權的分化，也帶來奉祀家族間不穩定的競合關系。雖然合譜、聯姻、交誼等一起配合方法廣泛存在，但南邊家族與山東官府、衍圣公府競爭的情況仍不成防止。且自乾隆中后期開始，朝廷愈發重視奉祀生冒濫的現象，對祀生充補的考核更為嚴格，南北競爭關系愈加顯著。總體而言，南方先賢奉祀家族的發展更倚重衍圣公府和處所官府的支撐，與江南族支氣力活躍的情況產生差異。下文以南北先賢施子和有子家族的例子略作比較。
孔門門生先賢施之常奉祀即是在衍圣公府的干預下由江陰轉向山東的。施之常為魯國陬邑人，江陰本屬隔省充補，再次選充時揀選山東后裔本無不成。但曾經較為寬松的奉祀生充補環境在嘉慶之后已然不存。嘉慶十三年（1808），安徽學政玉麟（1766—1833）在為明臣陳植請設奉祀時，便獲得“一切陳增請襲奉祀生之處，應禁包養網比較絕行”的回復【99】。即使明日裔建有專祠，獲得處所的承認，增設仍然是困難的。是以，衍圣公提出按照前例增設圣廟兩廡施子奉祀生時，禮部卻拒絕道：“施子雖從祀圣廟，江陰設有奉祀，已足光俎豆而重祀典，山東施氏即有譜系可憑，不便復行設立，致滋冒濫。”【100】稍后，衍圣公再次提出請設奉祀。這次題請的緣由與此前類似，可是對細節的處理更為妥當。先強調山東與施之常的親密聯系：闕里為施子從教之地，東魯是明日派子孫世居之地。又舉嘉慶二年（1797）為先賢榮子旂、三年（1798）為先儒杜子春增設奉祀之例作為支撐。但禮部仍然不為所動，與上次比擬獨一的差異是，讓江蘇巡撫轉飭該處所官，“確切查明該縣能否另有先賢施子明日裔可以接充額設祀生，會否遷居他省之處，務即據實聲覆到部，再行核辦。其山東省例無施子祀生，能否明日裔，無憑查核，本部不便議增”【101】。禮部實際上是再次拒絕了衍圣公增設施子祀生的提議。但在孔府檔案中卻說起“從祀孔廟先賢施之常奉祀生”曾得以設立【102】，時間正在山東魚臺縣施氏后裔求設奉祀的嘉慶十三至二十年（1808—1815）間。施子奉祀的設立生怕與衍圣公府的堅決態度有關，這位并未出現在《年夜清會典》等官方文獻中的山東施子祀生很能夠超出江包養一個月價錢陰祀生，使得江陰施氏奉祀資格的記錄漸顯含混不清。
除了衍圣公府，山東官府也是題請奉祀的主要氣力。崇明與山東爭奪有子奉祀后裔即是一例。乾隆年間崇明郁氏的一支變郁為有，重構了其與先賢有子的血脈關系。【103】與此同時，有子山東后裔也逐漸浮出水面。有子為魯人，山東較之隔省充補的崇明更合適朝廷原鄉奉祀的請求，也有利短期包養于爭取衍圣公府的支撐。占有天時的山東與崇明互不相讓，在乾隆年間競爭愈發劇烈，一度構成南北多地爭奪奉祀權的局勢。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東學政趙佑在肥城東南有莊訪得有子后裔及有氏宗譜。有莊有子后裔僅存十三人，且極度式微，“皆樸僿，傭力于汶濟間”【104】。但在以趙佑為代表的山東官府的支撐下，有莊有氏開始敏捷發展。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肥城有守業赴禮部考試及格，正式承襲五經博士，這也是清代第一位有氏后裔獲得五經博士頭銜。【105】乾隆五十五年，濟南府儒學訓導孫汝彥重纂了肥城《有氏宗譜》，由五經博士有守業刊印，趙佑及山東學政劉權之（1739—1818）等紛紛作序。【106】譜中對肥城有氏獲得五經博士的過程詳加記錄，顯示了其在官方操縱下復包養甜心網興的過程。崇明郁氏在強年夜的山東官府眼前，天然無力繼續爭奪五經博士一職。山東官府一力支撐的肥城，最終戰勝了家族實力更強的崇明，得立五經博士。
除了如言子等大批出生南邊的案例，幾乎一切的南邊“奉祀型家族”都面對與南方族支的競爭或一起配合。乾隆以降南北家族由晚期的一起配合為主，開始呈現南邊家族和由衍圣公府和山東官府背書的原鄉家族對立的情況。相較于南方家族，南邊家族的經濟和社包養行情會活動似乎更為活躍，可是由于缺少類似衍圣公府的政治氣力的共同，奉祀生承襲遇阻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施之常和有若奉祀的例子生動說明了南北家族競爭的復雜性，這也是清代山東以外的“奉祀型家族”興衰不定的主要緣由。
結語
“奉祀型家族”是對清代圍繞祠、譜建設日益擴張的儒家先賢奉祀現象的提醒。這類家族在清初的涌現，背后是中心朝廷的奉祀政策與處所家族戰略的互滲，也是新朝文明懷柔過程中道脈與血脈的調合。清代以前以五經博士為主體的儒家奉祀后裔，至清初開包養情婦始以奉祀生的大批增設為特征，使得南北諸多先賢后裔家族開始借助奉祀政策重整家族戰略，拓展了底本集中于山東等南方地區的先賢家族范圍。與山東衍圣公府為焦點的奉祀結構分歧，南邊的先賢奉祀家族雖然在清初也遭到衍圣公府權力的滲透，但隨著乾隆年間衍圣公府管控范圍的縮減，南北奉祀家族之間依附的氣力開始出現分化，族支間競爭和一起配合的情況日趨多元。以山東為中間的南方奉祀家族更依賴衍圣公府和官府氣力，相對而言南邊家族在區域網絡和經濟方面表現凸起。清代“奉祀型家族”的擴張，使得南邊此前僅以言子、泰伯等構筑的儒學景觀被改寫，先賢通過奉祀家族的在地建設，逐漸成為南邊儒學傳統的一部門。中心朝廷的崇儒思惟也經由這一渠道逐漸滲透到處所社會。這對于努力于融會儒道與治道的清當局來說，是一條經濟的途徑。即便在晚清一些南邊奉祀家族逐漸式微的情況下，先賢奉祀傳統仍然在家譜和家祠中被悄然固定下來，家族與中心朝廷之間的文明認同通過先賢奉祀這一互利的渠道持續達成。
注釋
1學界對孔廟的研討極富，綜述性的研討參見黃進興：《優進圣域：權力、崇奉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圣賢與圣徒》，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學術史綜述可參見田志馥：《近二十年孔廟研討結果綜述》，《東南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2廣義的先賢包括甚眾，本文僅處來由孔廟四配、兩廡祭奠衍生的儒家先賢群體，少數南邊先圣家族因性質較近亦納進討論。
3王春花：《圣賢后裔奉祀生初探》，《清史論叢》2018年第1期。
4《清朝通典》卷三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203頁。
5 劉永華：《明清時期的禮生與王朝禮儀》，《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8年第1期。
6 《學政全書》，《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海口：海南出書社，2000年，第275-283頁。
7 對圣賢后裔家族的研討此前多集中于孔氏，如趙文坦：《孔氏南宗“讓爵”考》，《史學月刊》2012年第3期；趙文坦：《文宣公孔仁玉中興本領考》，《孔子研討》2015年第3期；覃力維：《孔子“圣裔”的歷史演變研討》，武漢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趙文坦：《闕里偽孔案考辨》，《孔子研討》2020年第4期；吳佩林：《北洋時期孔府奏頒行輩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2021年第1期；劉正剛、張柯棟：《沖突與調適：明清永康櫸溪孔氏的“圣裔”譜系建構》，《史林》2022年第5期。
8 牛建強：《處所先賢祭奠的展開與明清國家權力的基層滲透》，《史學月刊》2013年第4期；王春花：《圣賢后裔奉祀生初探》，《清史論叢》2018年第1期；李成：《清朝奉祀生軌制初探》，《清史論叢》2019年第1期；張鈺：《清代圣賢奉祀生選補研討》，《泰山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9 孫應時：《先賢言子贊》，楊載江：《言子年齡》，上海：同濟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323頁。
10 （清）曾毓墫：《武城家乘》卷二，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第9頁。
11 《明實錄·世宗肅天子實錄》卷二二一，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討所，1964年，第4584頁。
12 賀晏然：《南北競合：明清曾子奉祀的樹立與發展》，《中國區域文明研討》2022年第2期。
13 （清）曾國荃重建，王定安編輯，周海生、徐國峰點校：《宗圣志》卷一二，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第232頁。
14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卷九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01-704頁。
15 呂妙芬：《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惟的復興：地區與跨地區原因的省思》，劉笑敢：《中國哲學與文明》（第七輯），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30頁。
16 （清）沈錫榮纂：《郿縣志》卷一四，臺北：成文出書社，1969年，第399頁。
17 《明實錄·熹宗哲天子實錄》卷一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討所，1964年，第952頁。
18 （清）邵性全等修：《古共邵氏宗譜》卷四，平易近國十三年（1924）刻本，第19頁。
19 《崇禎長編》卷三五，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討所，1964年，第2088-2089頁。
20 （明）吳甡：《請錄先賢后裔疏》，《柴庵疏集》，《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1冊，北京：北京出書社，1997年，第440-442頁。
21 《崇禎長編》卷六二，第3549頁。
22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267頁。
23 《學政全書》卷逐一，第289-290頁。
24 樊恒發、樊上海：《樊氏源流》第3輯，北京：科學普及出書社，2010年，第129頁。
25 （清）趙佑：《清獻堂文集》卷八，《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641頁。
26 許霆：《言子與江南文明散論》（上），《東吳學術》2022年第1期。
27 （清）孔繼汾撰，周海生點校：《闕里文獻考》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39頁。
28 （清）孔繼汾撰，周海生點校：《闕里文獻考》卷一八，第139頁。
29 按：奉祀生雖仍需先賢明日裔充當，但相較于五經博士，其增設途徑更多元，對明日裔的認定較為寬松，人數上也略顯靈活。
30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力世界的變異》，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
31 賀晏然：《圣賢與鄉賢》，《讀書》2022年第10期。
32 張國旺：《金元時期孔顏孟三氏後輩教導考論》，《首都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33 《禮部志稿》卷九四，第701頁。
34 賀晏然：《南北競合：明清曾子奉祀的樹立與發展》，《中國區域文明研討》2022年第2期。
35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5-267頁。
36 《言氏家乘》卷一七，常熟圖書館躲平易近國二年（1913）刻本，第4頁。
37 《重建先賢祠碑記》，碑存崇明學宮明倫堂。
38 賀晏然：《清代儒家先賢家族和先賢奉祀的重塑–以任子為例的研討》，《江海學刊》2021年第6期。
39 （明）范淶：《澹臺先賢祠重建記》，《南昌府志》卷二十八，萬歷十包養dcard六年（1588）刻本，第9頁。
40 （清）顧承：《先賢任子祠記》，《吳江縣續志》卷五，《中國處所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20冊，南京：江蘇古籍出書社，1991年，第357頁。
41 馮家紅：《江南貢院碑刻》，上海：文匯出書社，2014年，第101頁。
42 李俊領：《“武功”與圣裔：國平易近當局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窘境》，《抗日戰爭研討》2018年第2期。
43 《年夜清會典則例》卷七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3頁。
44 （清）曾國荃重建，王定安編輯，周海生、徐國峰點校：《宗圣志》卷一二，第239頁。
45 府學也曾被應用以設立奉祀生，如雍正間長沙顏子奉祀，參見《湘潭顏氏通譜》第2冊蔭襲奉祀卷宗，上海圖書館躲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第3頁。
46 《重建先賢祠碑記》。
47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5頁。
48 （清）李兆洛：《江陰縣志》卷七，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第57頁。
49 奚遠軾等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一，平易近國三十六年（1947）木活字本，第73頁。
50 （清）李兆洛：《江陰縣志》卷七，第58頁。
51 《學政全書》卷逐一，第280頁。
52 朱繼祖：《（紫陽）朱氏續修宗譜》卷首，american猶他家譜學會躲平易近國十三至十四（1924-1925）年刻本，第3頁。
53 朱繼祖：《（紫陽）朱氏續修宗譜》卷一洋尖譜序，第36頁。
54 （清）斐年夜中修，（清）秦緗業纂：《無錫金匱縣志》卷一二，《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書社，1970年，第190頁。
55 （清）浦起龍：《三山白叟不是集》，平易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第22-23頁。
56 相關研討參見何淑宜：《噴鼻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編譯館，2009年，第29-70頁；常建華：《明代宗族研討》，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05年，第50-55頁。
57 （清）孔傳鐸：《復言子故居記》，道光《蘇州府志》卷四九，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2頁。
58 孔佾主編：《曲阜地名志》，濟南：山東友誼出書社，1998年，第530頁。
59 （清）孔繼汾撰，周海生點校：《闕里文獻考》卷一三，第77頁。
60 奚遠軾等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逐一，第33頁。
61 （清）孔繼汾撰，周海生點校：《闕里文獻考》卷一八，第138頁。
62 奚遠軾等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二，第1頁。
63 曾氏家族志研討另參見馬淑晨：《明代儒家圣賢家族志研討》，山東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周海生：《曾氏家族志編纂考述》，《孔子研討》2021年第3期。
64 《重建先賢祠碑記》。
65 《崇明縣志》卷一二，《中國處所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第10冊，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10年，第737頁。
66 （清）王鳴盛：《蛾術編》卷五四，道光二十一年（1841）世楷堂刻本，第14頁。
67 （清）趙佑：《清獻堂文集》卷八，第643頁。
68 （包養女人清）郁繼有等修：《郁氏宗譜》卷一，japan(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躲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10-11頁。
69 （清）郁兆培：《魯國郡譜》薄充實序，上海圖書館躲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第1-2頁。
70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5頁。
71 （清）郁清耀等：《黎陽郁氏支譜》卷四，哥倫比亞年夜學東亞圖書館躲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包養網心得，第6頁。
72 （清）黃汝成：《袖海樓文錄》，《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0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313頁。
73 （清）任兆麟：《任氏宗譜》“世系總表”，american猶他家譜學會躲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2頁。
包養犯法嗎74 （清）任鴻聲等修：《無錫梁溪任氏宗譜》卷一，american猶他家譜學會躲樂安堂平易近國十年（1921）刻本，第11頁；任時燮：《先賢任子遺書》，臺北：任氏宗親會，1980年，第81頁。
75 學界對孔氏家族關注較多，如：吳佩林、孟維騰：《層累的歷史記憶：孔氏“中興祖”之形塑及其接收史》，《史林》2021年第2期。
76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8頁。
77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8頁。
78 《年夜清會典則例》卷七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2冊，第343頁。
79 《欽定年夜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04冊，第268頁。
80 賀晏然：《清代江南儒家圣賢后裔的奉祀活動–以江陰為例的研討》，《江南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81 （清）孔昭仁：《續修梧塍孔氏譜》卷一五，上海圖書館躲清同治十二年（1873）本，第1頁。
82 （清）孔昭仁：《續修梧塍孔氏譜》卷一七，第27頁。
83 （清）曾國荃重建，王定安編輯，周海生、徐國峰點校：《宗圣志》卷一二，第241頁。
84 （清）孔傳鐸：《復言子故居記》，第2頁。
85 賀晏然：《常熟言氏與清代先賢言子祭奠的展開》，《蘇州科技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86 此一過程詳參《學政全書》，第283-284頁。
87 （清）曾國荃重建，王定安編輯，周海生、徐國峰點校：《宗圣志》卷十二，第242頁。
88 《學政全書》，第279-281頁。
89 （清）朱元標：《朱氏宗譜》卷一五，上海圖書館躲清同治十年（1871）聽彝堂木活字本，第86頁。
90 （清）朱元標：《朱氏宗譜》卷一八，第4頁。三十二世朱璉的次女亦嫁進言家。
91 奚遠軾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一，第73頁。
92 奚遠軾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一，第73頁。
93 （清）朱元標：《朱氏宗譜》卷三，第9頁。
94 （清）延豐等纂修：《欽定重建兩浙鹽法志》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8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688頁。
95 （清）延豐等纂修：《欽定重建兩浙鹽法志》卷三〇，第710頁。
96 《湘潭顏氏通譜》第6冊，湘潭縣十一都粟皮塘福公派下齒錄，第22頁。
97 奚遠軾纂修：《博瀦奚氏宗譜》卷三〇，第30-3包養行情1頁。
98 （清）曾國荃重建，王定安編輯，周海生、徐國峰點校：《宗圣志》卷一二，第242頁。
99 《學政全書》卷逐一，《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298頁。
100 《學政全書》卷逐一，《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297頁。
101 《學政全書》卷逐一，《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298頁。
102 《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第64頁。
103 （清）郁清耀等：《黎陽郁氏支譜》卷三，第12頁。
104 （清）趙佑：《清獻堂文集》卷八，《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60冊，第641頁。
105 《清實錄·高宗純天子實錄》卷一二九八，《清實錄》第2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57頁。
106 （清）孫汝彥纂：《有子宗譜·序》，哥倫比亞年夜學圖書館躲清刻本，第1頁。